国经所30年周年活动---学术前沿专场录音整理

发表日期:2017-11-10 已经有0位读者读过此文

学术前沿专场录音整理

主持人严兵: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欢迎来到南开国经所三十周年所庆的学术前沿论坛。今天我们十分荣幸为大家请来了非常优秀的校友为大家带来他们各自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

 

沈瑶:《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案例研究(中国铜版纸产业)》

主持人严兵: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沈瑶师兄,沈瑶师兄是93级的博士,他的导师是熊先生。沈先生要与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以中国铜版纸产业为案例。好,大家欢迎!

沈瑶: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时隔多年能再回到所里,今天我要向大家汇报的主题是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曾提到,要审视我们各个时期的各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观察其是否对我国以及其他国家产生相关影响以及是否协调。最早促使我关注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中国铜版纸产业的案例研究。

首先我想简要介绍一下铜版纸。铜版纸是一种在原纸上涂布白色涂料所制成的印刷用高级纸品,它主要用于高级书刊的封皮和插页、商用纸袋、高档广告宣传页和精致包装等的印刷方面。论及铜版纸的分类,它可以归为纸制品生产,从生产方式上讲属于涂布纸,从使用目的上讲属于文化用纸,而从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上讲属于高档纸。

那么我国铜版纸产业发展情况如何呢?我认为可以简要归纳为从对外进口依赖到产业鼓励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进外国涂布整饰设备生产铜版纸后,当时年生产铜版纸还不足2万吨;1985年至1995年我国的铜版纸发展速度缓慢,由于技术设备落后,不能满足国内对铜版纸的需求,国内铜版纸企业普遍面临开工不足;1996年轻工总会根据国家对外商指导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铜版纸列入外资投资导向目录;从1998年开始铜版纸又被列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鼓励类。

(下面沈瑶校友展示了几张图表,分别为产业投资调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相关产业政策)

那么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对我国铜版纸产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据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产业政策对铜版纸产量影响

1996年和1997国内铜版纸增长率还为负数,但到了1998年和1999年增长率猛增到64.29%65.22%,到了2000年铜版纸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31.58%,产量达到88万吨;

2. 产业政策对铜版纸产业结构影响

1990年至2013年我国铜版纸新增产能中有19.01%为外商独资,有39.27%为中外合资企业,有外资背景的企业新增产能基本占到了总新增产能的60%

3. 产业政策对铜版纸出口量影响

我国铜版纸出口量从2000年的9.2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132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134.44%

总而言之,产业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促使本土企业纷纷增加铜版纸生产线,大量的外资企业也纷纷涌入我国。

我在这里展现了一张中国铜版纸产量的图,我们可以更直观看到,自1998年铜版纸被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后,部门产业政策密集出台,中国铜版纸产量进入前所未有的飞升,而到2011年铜版纸被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后,中国铜版纸产量增速明显放缓,甚至不再呈增长趋势。这足以说明产业政策对中国铜版纸产业产生的重大影响力。

包袱还没有完全抖开,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表上有外商投资、中外合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表上的这些,都是当年不在这个行业里的,是我们反倾销以后才进来的。产能扩张非常迅速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产量过剩、国内消化不良,严重依赖出口,因此价格竞争,很容易被对方打为反倾销,国家、行业、地方政府的支持很容易被人家抓到把柄。我们既被反倾销,又被反补贴。我们当时对外反倾销是因为日美韩等国为了维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开始向中国倾销铜纸板,国内铜纸板价格下跌。2001年,国内铜版纸产业正式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交铜版纸的反倾销调查申请; 2002年立案,宣布对原产于日本、韩国、芬兰和美国的进口铜版纸展开反倾销调查;2003年,商务部最终裁定对原产于韩日两国的进口铜版纸实行反倾销制裁税率 ,自200386日起为期5年;2008年,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铜版纸实施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调查认定在反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日韩两国的铜版纸对中国出口存在倾销;商务部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韩的铜版纸对中国的倾销有可能继续发生;最终决定自200985日起,继续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铜版纸实施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5年,直到2014年才终止。因为国内产能过剩不得不依靠出口。

贸易政策一方面使铜版纸的进口下降,另一方面进口单价开始稳步上升。同时,反倾销造成的关税壁垒使得指控对象国出口商调整战略,导致外国直接投资(FDI)可能性大幅提升。

我们来看看产业政策(产业指导目录)和贸易政策(反倾销)对铜版纸进出口的影响。1998年后产业政策陆续出台,并且2002年我国开始对日、韩、美进口铜版纸进行反倾销,导致铜版纸进口量成断崖式下跌;2007年我国铜版纸市场份额再难提升,过多产能不得不出口消化。然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上政府补贴使得企业低价倾销仍能获利,因此铜版纸企业继续扩大产能、重复建设,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形成出口依赖; 2002年到2005年,我国铜版纸每年新增的产能有了明显增加,2003年铜版纸新增生产线产能达到92.5万吨,而2005年则达到了182万吨,是当年产量的60.67%0405年外商投资企业、本土企业纷纷投资铜版纸,有一段时间产能利用率还是很好的,但是迅速跌下来,因为迅速进入了市场的过剩。不仅如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16年以来,我们因为错误依赖价格下降后被别人反倾销。我们反别人还只能说别人是厂商行为。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反人家倾销,因为我们抓不到别人补贴的证据。但是人家抓我们双反是一抓一个准。首先你中国做出来的价格时不正常,而且不同市场卖的价格不一样。你卖到美国来的笔比俄罗斯或者其他地方便宜,那就说明你在对我美国进行倾销。下一个是一个一个准,有各种各样的补贴,所以当时美国不适应于这种。当时美国对中国产品提出双反的时候,美国的裁决一五一十,哪个部门提供了什么好处,哪个省的省政府提供了什么样的好处,应该属于什么类别的,清清楚楚,赖都赖不掉。这种被人家一抓一个准的又是反倾销又是反补贴使得我们企业在出口的时候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这些也是一些基础统计,美国、欧盟、巴基斯坦阿根廷等都对我国进行反倾销,当然有的客气一点,最后立案调查以后没有征税,但是主要的目的地都征税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对我们好不用容易进行大量投资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打击非常大。这是我们到美国欧盟的数量。我们从这一类的案例我们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可以归结到产业组织和贸易政策的协调。我们来看看一开始还是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因为使得我们国家还迅速摆脱进口替代,形成自己比较有竞争力的产业。问题是,这个政策导致的过度扩张。反而使得我国铜版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不是说产品本身成本上没有竞争优势,而是在市场上失去竞争,所以在进口你的产品的时候要征税,这样就失去竞争力。政府的这种保护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配置上的一种扭曲,实际上也是给铜版纸企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重复建设。这些我们都不陌生,现在国内企业产能产量过剩以及重复建设跟那批案例是相同的。我们一方面保护一方面过度扶持最后导致产业产能产量过剩。当然,到05年以后,国家注意到,才开始但是并没有马上行动。05年已经出现产能产量过剩,但是一直到0910年美国和欧盟发生大规模铜版纸的双反之后才进行调整。我们来看看一直到2011年,也就是我们被人家反倾销56年之后,我们才把铜版纸从这两个目录里面撤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产业的支持政策有一点过度。这个也是相当于汇总性质的,各个时间点上铜版纸受到各个产业政策或者贸易政策的如何的一种保护。那么,我们在估计受保护的弱势产业是否存在某个市场的拐点,就是从供不应求到大量投资进来出现产能产量过剩。当市场满足这个拐点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适当撤除保护。撤除保护就是终止对外反倾销、鼓励就是把这组目录里头移出来。那么这个拐点要怎么找,还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可以通过产业发展指标或者产能利用率等等。总体上政策没有及时推出导致相关产业的过度发展,而且产业保护和引致政策也存在着冲突。铜版纸是我们先对别人倾销,然后遭到别人的反倾销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我们现在可以找到20几个。我们现在就想从研究的角度把这个拐点找出来,现在我也跟一些博士和年轻老师在做,就是设计一些模型看看列入目录的这种支出鼓励然后我们自己的产能产量如何实际扩张然后又被别人反,这之间能否建立相关关系。我的博士和年轻老师在做的时候说可能需要将近三千万的数据。我呢现在只要思路介绍一下,成果还要一点时间才能出来。

 

宋泓:《技术进口、经济追赶与国际贸易》


主持人严兵:宋泓老师是94级的博士,是陈萌枋先生的博士生。在我读本科硕士的时候经常在在期刊上看大宋老师的文章。我记得很清楚在98年、99年的时候在经济研究上看到宋老师两篇关于上市企业对结构的文章,那是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用的。在04年的时候在管理世界一篇关于汽车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的,那篇文章是我写博士论文学习的文章。所以,从本科开始就是我的学术偶像了,可以说是学术界男神级别的,今天很高兴。他给我们汇报的是技术进口、经济追赶与国际贸易。

宋泓:首先,非常感谢所了举办30周年的活动,我也很高兴回来。我是刚才严兵介绍的94-97年第一届在这里读书,我的导师是陈萌枋老师,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当时的专业是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方面。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要是做两块,一个是贸易。那么今天的题目是我们院里面一个长城学者的一个研究项目。由于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主要从投资和贸易角度来看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今天介绍的这篇文章也是做的这些项目研究里面的一个方面,就是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里面围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文章要介绍的。技术作为一个商品参与到贸易里面来所引起的变化。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贸易理论来看,这个文章比较技术性。贸易研究法理论研究一般是用一般均衡模型来做。传统的模型一般都是研究商品之间的贸易,就是两个国家商品贸易基本上不讨论技术贸易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造成的结果大家也能感受到很多国家在这种低端的产品的领域里面很难突破,后面我会讲这些材料。另外一个就是从分工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考虑非贸易品的情况,基本上都是讲完全分工的情况,好像国家之间的贸易里面就不存在非贸易品这样的情况。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贸易和非贸易部门来看,这是09OECDWTO做的,用附加值来做的不同国家的贸易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我们来看,最低的是美国。美国整个贸易增加值占GDP的比重8.65,最高的是文莱。大家可以想是为什么?那就是说这样一个来自贸易部门的增加值之外,其他的就是非贸易部门领域。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贸易问题的时候除了考虑贸易部门之间的交换以外对非贸易部门之间有影响使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二方面就看以前的商品之间的纯商品之间的交换导致的很多落户国家在初级产品的出口过程中就一直不在这个领域里面。这是最新的一些贸发会议的报告,世界上135个主要发展国家,大概还有三分之二,91个国家,60%出口是初级产品,还有更高的61个国家80%出口是初级产品,所以这几十年都很难改变。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十年特别是二战以后增长比较快,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中走出来的寥寥无几。这个也是世界银行的一个经济增长报告,08年做的。里面介绍了有13个经济体他在25年的时间里每年的增长率超过7%只有13个。这13个中真正从发展中国家走出来进入发达国家的也就只有前面5个,就是日本和亚洲四起。那么其他的包括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当然也是很有信心,也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中间也有不少国家进入中等后入的过程里有的还有困难。跟这个相关的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国家跟前面所讲的135个国家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之前做建国68周年所做的一个庆典,包括我们所取得成绩的介绍。包括和尼日亚的一个对照。尼日亚跟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独立的,我们是新中国建立,他就比较陈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贸易方面,贸易结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为什么我们国家本身从贸易结构来看变化很大,特别是制成品出口比例很高?大概是95%以上,差不多95-98%。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很高呢?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国家的进口里面技术性的制成品或者技术的含量很高。这是我们择了一段时间,就是从53-66年我们国家生产资料的进口比例。在前几年,60年之前是90%多的生产资料都是进口设备。有这样一个奠基后,后面的变化肯定会比较大。如果说这种进口是向很多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例如石油等换回来的是一些奢侈品或者其他一些消费品,那么就会是另外一种情景。这就是我的文章想要研究的一个东西。那么研究的方法就是一般均衡方法,基本的假定跟一般贸易里面研究的比较多的一样。这个主要参考的是多恩.布什、费雪和萨缪尔森在77年的一篇文章研究李嘉图模型像我这种连续产品贸易。基本的框架就是两个国家生产连续产品的情形。假定两个国家一个母国一个外国,生产一种产品使用不同的技术。这里面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假定母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他生产所有产品上他的技术水平都比外国高。另外,技术的标志是什么?技术水平的产别在于它同样生产一种产品所需要劳动的多少。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用Aa表示。A越大,表示产品多花费的劳动越低,表示技术水平越低。这是生产方面,这与其他论文的模型类似。不同的是需求方面,需求方面我们也是假定最简单的一种形式。我们假定在A中产品上的支出比例不变,并且两个国家分别用Bb表示。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假定外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母国的技术水平比较高。因此,他进口外国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自己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对外国来讲,他除了进口消费品外他还要进口技术。这样我们就假定外国收入的一部分是用来进口技术的,这个比例是多大呢。我们在模型里面假设一个字母β来表示。这样在其他消费品上的消费就是1-β。具体的过程我就不讲,这样封闭条件下推导过来就是产品的价格,另外一个是消费和产品的均衡,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产品上的配置比例和不同产品的价格。这里面不同的是我们有技术产品的贸易。技术商品市场也有两个假定。一个是技术产品价格怎么表示呢,就是两种技术所生产的同一种产品成本的节约的一个倍数。就当于外国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我们要进口母国的技术。就是两种技术生产同一种产品所节约的成本的适当的一种倍数关系。还有一个假定我们简单假定交易是不对等的。我们假定母国出口技术,外国进口技术的情形下,我们看最后是怎么一种结果。最后贸易均衡是这样一个条件,简单的来讲就是没有技术进口时候,均衡是前面这个。有了技术进口之后,就在相对价格里面加入这部分,这是一个正数,所以相对价格水平会提高。这是母国的相对价格。母国的工资率提高后以后,他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也会改善。相应来讲,工资提高后,一部分产品的比较优势会丧失。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有一种均衡的关系。这是n种产品完后,两国之间比较优势的划分然后有相对工资率的改变。第三,我们简单介绍模型里面技术商品里面的均衡。均衡的条件是什么,一个是需求。是需求主要来自外国这种用于技术产品进口上的比例,乘以工资乘以劳动力的数量。单个技术价格我们刚才已经介绍,那么他进口的数量是多少,就是0-n。整个均衡是这样的。收入支出的比例是固定的,我们就可以看在整个价格水平上决定多少技术进口。那么在这个模型里面增加的部分在哪。由于有技术的进口会带来新的贸易项目的变化。整个的效用里面我们讨论简单的形式。进口技术可以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选择外国本身具有比较优势产品上的技术,另外一种是母国有比较优势产品上的技术。还有一种是后面我们讨论的非贸易品里面。我们这里面讲最简单的情形,是外国进口外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技术。这样相对来讲母国便于出口,并且没有竞争关系。这样一种结果是什么呢?在每一种产品上能带来的数量的增加就是在某种产品上技术之差所带来的。那么在n种产品上就导致这种结果。能够生产的某种产品数量的增加,相应来讲同样支出水平下,我获得产品数量的效用水平也提高。那么扩展的情形,我们在这里加入非贸易品。外国和母国来讲不是全部实物都用于贸易品,是分成两块,,一部分用于贸易品,一部分用于非贸易品。最后得出结论与前面不同的在k这部分。原先是1,全部收入用于产品消费,现在只是一部分,那么这个斜率是增大。增大以后整个均衡条件也变了。非贸易存在以后就相当于以前外国整个生产只生产这部分产品,是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非贸易品以后,两方都要生产。这种情形存在下,对于外国来讲,在单个非贸易品上技术进口会带来单位产品劳动力使用上的节约,使得非贸易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福利的改进。这块我们在模型里面也有一个结果。通过技术贸易这样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分成不同情形。我们进口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这样技术差异不会缩小但是外国整个福利会提高(因为生产更多的产品,同样的消费支出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非贸易品上的技术进口,只有技术缩小,包括在母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技术进口会缩小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一方面会导致外国技术追赶的过程,收入水平提高。另外一个是基于技术差异上的比较优势的贸易会逐渐减小,甚至最后没有了。两国之间没有差别的情况就没有这样一种贸易。那么几点结论。主要结论还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现有分工格局里面很容易被锁定在初级产品格局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国家没有考虑技术因素。如果把技术贸易考虑进来,那么除了传统的贸易所得之外,还会带来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追赶以及跟这个相关的福利提升。从现实可行的角度来讲,最优可能是先是进口两个国家没有竞争性的产品,一个是外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非贸易品。最后才是有冲突的产品,母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国际范围来看,除了发达国家要倡导知识产权保护以外还要倡导这种技术贸易。

 

张岸元:《一带一路资本循环的逻辑》


主持人严兵:第三位作报告的是张岸元先生,张岸元先生是东兴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是我博士的同学,博士期间实现了顶级期刊的全覆盖。今天他带给我们的是一带一路资本循环的逻辑。

张岸元: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次机会回到所里面交流。我今天给大家说一带一路这个事,一带一路这个事很复杂,背景我就不赘述了,139月份提出了一带,10月份提出了一路,20153月,提出“六大走廊”,两个重点方向,直到今年五月首次高峰论坛在京召开。在这儿,我觉得很有必要把政治的逻辑和经济的逻辑切开,再把经济的逻辑和金融的逻辑切开,分开来看,如果混在一起的话就是大杂烩。

首先我要说它是一个有着极强地缘政治含义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几百年以来欧亚大陆的政治都是被欧亚大陆以外的国家主导的,比如英美等国,同时就欧亚大陆本身而言,由于东西过长,板块力量中心国家面临东线和西线的抉择,德国、俄国二战时期一直在考虑东西线的问题,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海防塞防之争。100多年的历史证明,海洋方向的力量对于中国来说就像海水一样,怎么来怎么走,唯有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力量是长期影响着中国的。所以地缘政治的含义,只要国力允许,从安全上来说,一定是东西线一起往外推。中国在报道时,都是说一带一路战略和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对接,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之路对接,这个表述是非常微妙的,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所有政治上的考虑一定是包装成对外经济战略来推动,所以先是政治上,然后转化成经济上,从国内来看,这种转化有没有必要性呢?这种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道理很简单,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有两个大轮子,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镇化,中国的资产和人力资本都和特定水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挂钩,同样这个逻辑再往后推,你会发现大量的资产无法折旧,所以很有必要在这之前就考虑到重新拥有这个能力。再往前推,过去十来年,金融大爆炸,大量资产的形成是通过负债的方式实现的,经济的矛盾变成金融的矛盾,实体经济不需要如此庞大的金融部门为之服务。2016年,我国金融业GDP占比8.35%2017年一季度升至9.98%2016年,美国为7.3%,日本2015年为4.44%。我国积累起的金融资产太大,走到一定的时间点会非常危险,必要性在这摆着。同时,我们需要配置大量的轻资产,从历史来看,所有在中国周边配置重资产的行为,法国搞的滇越铁路,俄罗斯搞过中欧铁路,都失败了,唯一成功的是日本建设的南满铁路,但是日本在中国南满拥有着殖民的权力,解放后中国在非洲建设过坦赞铁路,现在是一片荒芜。为什么陆上资产的管理难度这么大?西方人都喜欢走海上运输,因为不需要重资产的配置,只需要把贸易路线摸索出来,控制几个节点。近代以来的铁路都是重资产,这意味着必须长年累月的维护,中断后就会成为废物,所以对重资产的管理难度非常大。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转化为经济上的考量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面临这一点的难处。如何克服这个难处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关键是一点,如何把潜在的需求转化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并形成可持续的资本循环。发展中国家需求永远存在,关键是需求如何转化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国际收支来看,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保持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组合平衡,我国通过货物进口为他国提供货币支付手段,其他国家用出口所得资金,用于对中方重大项目投融资的还本付息;第二是资本项下流出入自平衡,我国输出资本,对方国家用财政资金或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本付息或提供股权收益。资金的来源第一大块是来源于商务部,但是这太少不能指望,第二部分来自央行的储备,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最大的资金来源,第三部分是市场化资金,但是国内还没动用,最后一块是来源于国际开发行金融机构。现在中国只能拿储备做投资,但是面临着复杂的问题,产生了当初从未想到的后果。第一,供给是没有可持续性的,811汇改之后外汇储备下降了一万亿美元,所以没有足够多的储备;第二,对用外汇储备投资在理论上有争议。第三,当中国人拿美元做一带一路的投资时,相当于一个国家在调整对外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势必会打破中美贸易结构逆差的循环,导致逆差局面不再,与此同时,大规模美元融资将扩大“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负债中的美元头寸、导致有关国家货币汇率对美元进一步敏感。美元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国际地位,将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进一步巩固。但是并没有人提出这一点,所以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的。

如果人民币往外走的话,首先要改变国内金融机构的行为模式,扭转资本输出方向,从前往国际金融中心专注于资产管理业务,部分转向“一带一路”国家,围绕重大项目开展人民币投融资。从政策方面来看,有五点,第一,继续开展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持续推进人民币流出,为有关国家提供人民币支付手段。第二,加强与重点国家财政金融领域合作,强化财政纪律货币纪律约束,提升重点国家主权信用。第三,拓展央行间货币互换的人民币使用,以人民币补充重点国家外汇储备,建立集体外汇储备库。第四,引导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系统降低汇率及资本项目管制风险。第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解决长期存在的“优贷不优”问题,提供有竞争力的人民币优惠贷款。五是扩大海外业务政策性保险覆盖范围,提供更为宽松的承保、理赔环境。

 

谢建国:《外资进入强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主持人严兵:接下来作报告的是来自南京大学的谢建国博士,他也是我们班同学,我们三个住在同一栋楼。那年刚刚赶上非典,我们家里不让回校,他呢又不能出去,结果半年以后回来发现他发了一堆文章,他说:“经济研究不就是我的习作园地吗?”后来也验证了,谢博士在学术道路上是一帆风顺,很早就奠定了江湖地位——去了南京大学,很快就破格成为副教授、正教授,一路都是破格上来的,非常非常优秀。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外资进入强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

谢建国:很高兴重新回到所里,见到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本来我是来打酱油的,结果我们严所长强烈要求我做个报告,我就只好勉为其难,而且我们严兵博士也对我们过往的历史夸张了很多。我们几个当年在19宿真是挺开心的,我们重新回来还经常保持联络,我们所里这份传统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回来还是有家的感觉!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就是《外资进入强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那么在最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分配的领域有一个重大的趋势,那就是劳动收入份额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在不断地下降。这个下降趋势不仅仅是在中国出现,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了。但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为止,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的学者的测算当然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共同的结果就是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的下降。那么对于这个劳动份额的下降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探讨,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比如有的学者是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的角度,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从农业向着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本身的特征,会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些产业中本身占比就比较低,所以在从农业向工业转变的过程中,劳动收入的份额会持续下降。也有的学者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谈判的角度,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早些年劳动力供应非常充分的国家里面劳动力的谈判力依然是比较低的,就是说资本的谈判能力较强,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比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收入的占比会持续下降。 还有一些学者从外贸外资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如果是外资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那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啊。同时我们中央政府近几年又提出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如果吸引外资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两个目标冲突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采取更强烈的政策来进行再分配,否则就应该降低外资的引入。在这两个目标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就在思考,外资进入究竟对劳动收入分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是抑制了还是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分配份额的提高。这是我们的研究要探讨的关系。

我总结的当前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的缺陷就是:我们以前所有的文献都认为,外资进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他们文献的缺陷就是,对于外资的测度,一般是使用省级的数据,而且使用的是实际的外资与GDP之比,这样一种测度指标实际上隐含了一种非常强的假设,就是假设这个省引进的所有外资都是同质的,他忽略了外资的行业差异,没有行业特征。其实,用这种省级的面板数据来估计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低估了外资的影响。我们说外资除非是独资,外资的利用额就等于控制的资金额,但实际上我们还要很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这些企业也是外资可以控股、控制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把外资等同于外资定量的话,那就会低估外资可调控的资金数额。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还要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是以省为边界的,在很多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比如长三角、京津冀,由于这些地区的省界比较模糊,经济融合度很高,外资的影响会超越一个省。最后,大部分的研究采用宏观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微观数据加总。他宁可忽略微观数据的特征。

我的研究采用了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外资对我们的影响做了探讨。

我们的基本分析框架是这样的,我们考虑一个包括劳动和资本的常替代生产函数,在这个生产函数里,我们引入跟劳动和资本相关的技术进步率,ΓKΓL,跟一般的常替代函数CES不同的是做了一个劳动和资本偏向技术进步的指数。引入这个常替代函数后,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很容易求出来。企业如果只投入劳动和资本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公式:劳动投入的数量乘以工资加上资本投入数量乘以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这个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由𝑙𝑠表示,得到这么一个公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收入份额实际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本劳动比,就是人力资本;还有一个是相对利率,相对工资率。我们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话,资本的利率和工资是由外部决定的,我们可以从企业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很容易地得到相对利率的表达式,就等于:资本的技术进步除以劳动的技术进步产业的弹性再乘以人力资本。把这个公式替代到我们第三个公式,就可以得到:在生产要素市场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劳动份额所占比重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我们还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这个生产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意味着资方和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有相对的溢价能力,这就可能会导致工人的工资和资本的利率会偏离边际生产率。假设偏离的程度用加成率来表述,比如用ΦKΦL分别来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溢价程度。如果我们考虑到资本和劳动的溢价幅度,实际上r就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乘以资本的溢价幅度。那么劳动者的工资我们就可以转化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乘以劳动的加成率。经过简单的推导,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公式:劳动的收入比重取决于双边的溢价程度,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还取决于人力资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外资会通过影响这三个要素,外资的进入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影响到劳动的收入份额,外资进入还可以通过影响我们的技术进步的类型,来影响到我们的劳动收入份额。那么外资的进入还可以通过影响我们的资本和劳动的溢价能力,从而影响到我们的劳动收入份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数据,在这三个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FDI,就是这个外资,实际上它的影响不是不确定的。如果FDI他是一个偏向资本进入的话,那么这一项是扩大的,所以劳动收入份额也会下降。

如果这个FDI是偏向劳动的进步的话,那么实际上它会导致了这个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同样,如果FDI进入导致了我们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溢价能力,那么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会下降。如果导致了资本具有更高的溢价能力,他们会导致了我们这个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所以呢从这里来看的话FDI在理论上对我们的影响,他实际上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计量模型我们是这么设定的,我们采用了这个AA(?)时代的,比如说劳动收入份额,在我们这个模型里面,我们同时考虑了企业的外资的进入强度,j个行业第k个地区第七年的进入强度,ms下来就表示我们的这个第七年k地区的j行业的这个外资进入强度,下面表示的是他这个市场实力,然后我们还考虑到这个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后我们还考虑了某一个企业的,他的这个集中度就是赫芬达尔指数。

表示了按企业的竞争强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那么我们这个模型,我们为了在进行基础模型回归以后,我们还采用了,考虑到变量可能有测量误差,一个变量和这个变量资金具有关联性的这些东西,我们还采用了把所有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然后采用了两阶段的系统的**性(?),然后还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工业企业数据库,可能这个数据是有新的,他的厂商可能不满足正态性的要求,那么我们还采用了50%的分位数回归作为这个稳定性检验,然后我们还对这个基础的模型进行了不同子样本的回归分析,来检验我们结论的稳定性,我们经过这一系列的处理以后,我们的回归结果就在这里了。

我们这个数据主要是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的样本数是48万个,那么我们把这个企业的样本同时按不同的层面、层级分成了不同的层级的样本,包括剩余的这个面板数据,城市层面的数据,还包括区域方面的数据,包括东北华北西北等区域的数据,那么在每一个数据里面我们还对我们可以获得的数据把外资进入的强度按照劳动力市场的半径和产品市场**进入(?)来重新的进行分类。最终我们的结果是这样,基准的回归结果。那么在我们这个基准回归结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关注的是外资进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从这可以看出,实际上外资的进入并没有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其他的研究者所发现的外资进入一定会降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反,实际上我们这个外资金入是提高了劳动在我们企业收入分配里面所占的比重,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的话,我们不管是从城市层面还是从省级层面,还是从地域层面,我们都发现了它的促进作用。在产品市场我们发现在地区层面存在促进作用。

然后我们也对我们的刚才这个结果做了一个稳定性检验,我们把这个稳定性分成了不同的子样本。包括外资企业样本、内资企业样本,那么我们这个子样本回归的结果同样支持我们刚才的全样本数据的回归,就是在不管是在外资企业样本里面,还在内资企业样本里面,不管是在以劳动力市场来衡量的外资强度还是以产品市场衡量的外资强度,它都表明了外资的进入,它不仅没有降低我们的劳动份额,实际上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那么我们后面又做了一个,如果把我们的这个来划分为这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结果呢同样稳健(?)。我们还进一步做了基于示范类(?)产业的行业数据的,按照企业投资类型来划分来观察它对我们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后结果仍然保持稳健。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外资进入强度的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路径。刚刚说了,我们说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影响到我们劳动收入份额,我们这个检验它是否通过我们生产力的途径来影响?是否通过公司的这个途径来影响?是否会通过我们的人均资本量来影响?然后呢我们进行的这个结果呢在这里,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样本数据来显示的话,就是不管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模式途径来对它进行分解,那么我们这个总的效应仍然是显示外资的进入,实际上促进了,而不是抑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那么尽管呢我们可以发现下面这个工资效应和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效应,它可能会产生一个相反的就是会降低我们这个劳动收入份额,但是这种逆反效应没有把我们基础的这种促进作用覆盖,所以它整体的效果呢仍然是促进了我们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最后呢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检验,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结论是这样,我们的结论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就是外资的这个进入强度的上升,它实际上是至少在我们这个样本里面,我们没有发现它降低了我们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它是显著地提升了个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然后呢就是对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外资这个进入强度的上升对劳动力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主要来自于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存在这个劳动偏向性的技术因素。外资对外资企业这个劳动收入份额,就是外资企业的这个进入强度上升呢会通过负面的工资溢出和非对称的这个市场竞争效应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来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那么刚刚我们也讲间接的这个负面影响,它不足以扭转外资企业对我国外资企业的这个整体平均劳动收入份额,直接拉升的这个项目。那么最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分地区、分部门的这个经验呢也还是表明我们前面的这个结论仍然不稳定。好我的报告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齐俊妍:《服务贸易限制的评估框架及影响》


主持人严兵:接下来作报告的是齐俊研博士,也是我们的国经所的学生。齐博士在学术界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她汇报的题目是《服务贸易限制的评估框架及影响》。

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庆在建所30周年的时间里跟各位老师还有师兄们还有在座的同学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我是02年进入国经所学习,05年毕业,每次出去都以一个国经所毕业的博士骄傲,因为我们的世界经济学科和国际贸易学科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这个所里,我非常荣庆的遇到了全国非常有影响力的老师们,他们给予我的教育对于我从事高校教育而言真的是受益终生的,我的前边又很多师兄,我的后边也有很多优秀的师弟师妹。那么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近期刚刚关注的一个新的问题。不像前面几位师兄所做的内容那么规范,这仅仅是一个粗略的贸易限制评估框架的梳理和归纳,后续就是基于这些基础做了一些工作。基本上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现在我们都知道整个全球经济都包括我们国内经济都面临着经济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和贸易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贸易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刚刚我们提到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了放宽服务市场的准入和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个服务业的开放将成为我们经济开放和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那我们目前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就是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相关的一些测度,以及基于此所做的一些贸易开放度和信誉度对服务贸易以后的发展和影响,我们基于各个方面的影响来进行分析。相关的文献主要是集中在目前有关的服务贸易开放的测度方法。目前主流的方法就是主要是集中于1995年盖斯的基于具体承诺减让表基础上建立的评估服务贸易开放的指标,盛老师也做了很多具有前沿性的工作,在频度工具的基础上对承诺表做了区分,并且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进行了评估,后续呢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个指标进行了改进,也有一些文献。但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较,他的贸易限制措施是非关税性质的,而且由于服务贸易本身所具有的提供方式和本身所具有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使得对服务贸易的开放度或信誉度的测度有难度。尤其是我们说现在的更多的第二改革贸易和投资政策日益从边境间转移到了边境内,所以对服务贸易政策而言,其实有很多属于国内规律性的政策,属于边界内的措施。那么传统的评估工具仅仅是基于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承诺减让表,他几乎没有关注到细化到具体服务行业层面的国内的措施,所以对于目前而言现在传统的这种方法不能更好反映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其产生的相应的影响。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观察到澳大利亚和世界银行OECD近年来相继提出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称为STRI,这种为评估贸易自由化提供一个相对较好的工具。但是澳大利亚和世行测度的指标的这种数据有一定问题,一方面它涵盖的部门比较少,另一方面不同部门的贸易政策来源的口径有所差异。相比较而言,OECD是在2014年初次公布,涵盖了18个服务行业,且涵盖的政策来源均是来自各国的法律条文,统计的口径是可以统一的。考虑到这样的视角,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或者说做的工作是的是基于OECD更新至2016年的STRI数据库梳理出一为了更好个评估服务贸易政策的评估框架。这个框架主要包含了四个级别,分别是从服务贸易的行业、政策领域、政策条款和具体的措施来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然后进一步梳理了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和服务贸易区分的类别,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基于四个层面的STRI的测度的指标。STRI数据有利于对不同国家具体行业的具体措施进行相应的比较。目前基于STRI的文献不是特别多,一般还是利用STRI的数据进行研究,但没有打开STRI体系评估框架后的如何进行相应的政策评估。我们的目的是更好的梳理OECD数据库当中对服务贸易评估的思路,包括后续我们会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有关中国如何更好地开放服务贸易方面的政策建议。我们现在的工作一方面是梳理,另一方面是以中美为例进行比较。这个评估方向可以和对接,因为这用一个图概括。OECD包含的18个服务行业后续研究是要进行相应的匹配,因为着18个行业与其他的分类有所不同。着18个服务行业我们用K表示,对每个服务对于每一个行业而言都有5个政策领域,分别是外资进入、自然流动、其他歧视、进入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对于每一个政策领域都有相应的政策条款,这里表的数据仅以会计为例,在会计领域里面,涉及到了12项会计条款,对应每一个政策条款又有对应的政策措施。在这个整体的框架里面通过梳理一共是两千多条具体的政策措施。对于不同行业而言设计的条款的具体措施的内容和数量都是有差异的。对于同一行业不同政策领域的具体措施的内容和数量也是有差异的。在STRI数据库中涉及的条款总共是77项。对应的五个政策领分别进行了相应的表示。可以发现有些数值是不连续的,这意味着,不存在这样的政策条款。具体举例,对于会计而言,外资进入对应的第二个政策条款还涵盖了相应的具体的政策措施,相应措施用1-1类似方式表示,一共18个服务行业总共的政策措施一共两千多条。对各国公布的政策的措施进行了罗列。对于相应的政策条款,我们可以通过按照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对政策条款进行划分。我们知道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具体分为四种,其中前两种属于跨境贸易。我们说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所统计出来的服务贸易的数据都是基于跨境的交付和境外消费这两种形式,这实际上是与投资更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STRI中的相关条款更能体现对于边境内的管制。所以这个条款更多集中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两个方面。除此之外,我们把它归纳为对所有其他都适用的一种方式。

所统计出来的服务贸易的数据都是基于跨境的交付和境外消费这两种行为,但实际上作为服务贸易而言,其实它更多是以商业存在,就是与投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STRI(?)当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它更能体现编辑(?)那个管制,所以它的这个条款其实还更多地集中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两个方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把它归纳为一个,所有其它都适用的这样一个方式。

用这样的一个表格把政策条款,77项政策条款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就是主要基于这个商业存在提供方式的政策条款有如下几种,那么自然人流动的政策条款呢也做了相应的列举,那么基于这样的视角,其实我们后续都会可以进行相应的研究,就是区分不同的提供方式下的贸易的限制政策来看它对服务贸易的规模、流量等等所产生了怎样的一些不同的影响,那进一步呢也可以从这个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角度来进行政策条款的划分,那么这里面也是借鉴盛老师02年这两个角度的这个划分的这个标准,市场准(?)部主要涵盖了这几种不同的类型,我们代理包括了这些,那么也可以对前面那个列表当中的77项政策条款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划分,那么市场准入像限制类别分别有五种对应不同的政策条款的条目。

那么进一步的对于这个框架而言,他的STRI只是实际上,他是首先计算最细的那个服务措施的值。首先是对这个服务措施进行相应的赋分,然后根据权重来在得到相应的值,这里面有对于不同的措施类型进行赋分的原则,其实很多措施它可能本身就不是定性的,它通过若干的这种不分原则呢就把它标准化为介于零和1的值,然后通过专家的这个打分来确定对于不同行业五个政策领域各自的权重。通过这个以后呢就是相应的我们就把它提炼出来对应的这个STRI的计算公式,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单项服务贸易具体措施的STI的这个计算的值,对应措施的具体的数量乘以专家给你的权重作为分母,然后得到一个相应的值。后面基于政策条款政策领域和服务贸易服务行业某一个行业所得出来的值,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相应的一个加总。举个例子,对快递行业而言,你都可以算出对应的每个具体措施的值,但这个值的原始数据是可以在OECD数据库当中查到,然后通过相应的权重加总以后就得到了对应的一个政策条款值,再经过加总以后得到对应每一个政策领域的值,最后得到对这个行业它的服务贸易限制程度的值。那么这个数据库他的这个框架呢虽然不像**曼(?)或者是其他的评估指标那样就是考虑到了这个服务贸易协定或者说减让表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但是呢这个指标其实他更适于评估与国内位置(?)为代表的边境内的这个服务贸易具体措施的限制的程度。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框架,其实它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政策的含义,因为这些指标可以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评估以最佳实践为基准的改革方案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同时呢也可以帮助贸易谈判代表,我们在进行多边或者双边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如何来把握我们服务贸易开放的程度,然后进行相应的国力和谈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识别服务贸易的程度。同时呢从微观的跨国公司而言,它通过相应的这种政策呢也可以获得更透明的这样一些关于东道国市场规制的信息来源,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中美的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比较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由此看出这个数据库进行相应的服务贸易限制评估的时候,它所具有的这样一个优越性,那么这里呢仅是选举了生产性服务的若干行业,主要集中在会计、工程、法律、计算机、建筑、银行、保险这几个行业。这是一个大致的基于这几个行业,中国和美国五个政策领域,STI值的比较。总体的柱形的高度,所代表的就是对应的这个行业它总的一个限制的程度,而每一个不同颜色的柱形的长度所代表的就是对应的这几个政策领域限制的程度。那么由此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其实所有的都是高于美国的,而且有一些行业是显著得高于美国。这是从行业的指标上来看的话,我们服务行业的STI值是在0.14,美国是在0.2,进一步来看,对于不同行业它也有更显著的一些差异,而在我国已经具备优势传统的行业,美国服务贸易的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再进一步的看,这个柱形当中不同颜色的长度是用比较不同的政策领域的限制的成果,我们国家的这个限制呢更多是以外资进入的政策领域为主,而对于美国而言,我们看到的就是实际上美国它更多地用了这个自然人流动这样的一个政策领域的这个限制。

我们国家的这个限制呢,更多的是以外资进入的领域为主;而对于美国而言,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更多的用了自然人流动这样一个政策领域的限制。然后,对于美国而言呢,它这个大多数行业在竞争障碍领域是不存在限制的,通过更多的竞争来促进国内相应产业的发展。

然后,这里面我们又梳理了一些相应的条款,不同的下划线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是中国有,美国没有的;有的是美国有,中国没有的。那么双线代表的是中美都具备的这样一些政策条款、措施。这还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表,我们后续还会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类似于与我们潜在的一些服务贸易的伙伴进行相应的政策谈判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些政策比较。

那么从政策条款领域呢,也可以进一步细化的是对比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限制的差异。在外资的进入领域,中国和美国对服务贸易均存在着1.5这样的一个外资审查的限制。然后在自然人流动领域呢,除了个别行业之外,也都存在着这种关于劳动力市场测验这种方面的这样一个限制。

那再进一步的区分提供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在限制措施上,柱形图代表的是中国的;线形图代表的是美国的。看到的是,中国对于服务行业的这种限制更多的是以商业提供的方式为主;而美国呢,对这些主要的行业,包括会计、工程、计算机和建筑行业更多的采取自然人流动的这样的一种限制。

那么这一块呢,又进一步的,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角度,对中美的政策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比较。计算了一下中国市场准入的覆盖率与美国政策覆盖率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国民待遇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我们看呢,就是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这种限制数量的条款都是高水平的,特别是在国民待遇这一块。

这个图形呢,是STRI值的一个大致的分布。左侧的这个图形代表了中美服务业在市场准入条款方面的STRI值的一个比较;中国的值都是在5的外围,代表一个更高的限制程度。

这是在国民待遇条款上的一个中美的比较。个别行业中美之间是有相同的地方的,但是有一些行业也是存在显著的差异。

那么最后呢,就是简单说一下我们的结论和政策建议。目前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由此基于OECD STRI数据库所梳理的这样的一个四级的评估框架和相应的计算出的STRI指标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地制定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开展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促进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的意义。这个意义我就不详细说了,时间关系,像我刚才提到的,如何在多边层面上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政策开放程度,来实现贸易政策协定签订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对于中美的这样一个基于STRI数据的这样一个对比,实际上所得出来的政策建议,我们实际上觉得更容易深入到行业层面,会更具有针对性。这是梳理的几个政策建议哈,这里面就有一些启示,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其实对比一下,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到自然人流动,在这样的一个提供方式下的服务贸易限制手段和措施。对比一下,我们发现美国在自然人流动,尤其是这种专业服务方面,像会计、法律这些专业服务方面,美国是充分利用了服务贸易的这样一个限制手段。而在竞争障碍措施方面呢,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更多的引入竞争机制,更多的创造和实现一个更开放的竞争环境。然后在商业存在限制方面,我们应该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制定国民待遇方面的限制措施,更多的去吸引大量的优质服务来进入我国的市场。

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个问题近期的一个关注,也感谢大家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也希望能和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有一个更多的交流。后续这块儿也有很多值得深入的问题。开始我报的不是这个题目,开始我打算做一个实证检验,但是近期数据处理比较麻烦,还没有出来。那么后续关于国家间或者说双边国家间有关服务贸易协定在签订过程当中不同行业具体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差异性,它会对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产生多大影响,是我们后续关注的重点。好的,谢谢大家。

 

(茶歇)

 

蒋冠宏:《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主持人严兵:茶歇过后,我们学术前沿论坛就将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学术讲座我们邀请了近年来从所里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来为我们带来他们最新的学术成果与我们分享。首先进行分享的是蒋冠宏博士,现今他在厦门大学执教,今天冠宏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从出口到对外直接投资。好,有请!

蒋冠宏:各位老师、同学们好!非常感谢此次国经所的邀请。本次我带来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从出口到对外直接投资。

首先大家可以看下这张图,在这张图中对比了同样出口经验和不同出口经验下ODI企业和非ODI企业的占比。目前世界经济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中国依赖以往的出口保增长可能举步维艰。因此当前经济形式下,不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换挡,中国对外开放策略也应该换挡。由于维持原有高速增长的出口难以为继,中国企业必将面临国际化路径的转型。即,从原来仅依靠出口转型为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并重。

出口与对外投资的两个角度,出口可以发挥企业在母国的规模经济(节约固定成本),但需要承担运输成本和关税等可变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节约运输成本和关税等可变成本,但需要承担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除此以外,当选择什么方式进入国外市场时企业还面临市场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其一,企业可能不知道国外市场对其产品的市场需求有多大,也不知道消费者的偏好。此外,企业也可能不知道国外的制度规则、法制和其他制度因素导致的可能影响。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的国际化经验明显不足。那么中国企业如何才能从出口转型为对外直接投资?这也就引出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探究国外市场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好以上是本文的引言和背景部分,第二部分我来说一下本文参考的相关文献。那么文献部分可以被分成四块,第一块是企业出口动态,那么这一块主要是研究出口经验对出口的影响,参考Eaton et al.2008年和Aeberhardt et al.2014年的文章;第二块是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方式的选择包括Brainard 1997年和Helpman et al 2004年研究的邻近-集中(Proximity-Concentration)的权衡问题以及Rob Vettas 2003年考察的国外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问题,如出口、直接投资或两者同时;第三块是出口动态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联系,如Ramondo et al 2013年和Conconi et al 2016年的研究;第四块也就是最后一块是国内相关研究,包含田巍和余淼杰( 2012 )、王方方和赵永亮( 2012 )、蒋冠宏和蒋殿春( 2015 )等文章。

结合以上文献,本文作出的贡献与以上有四点不同之处:一是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征考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二是同时考察制度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不确定性,三是从行业制度依赖与东道国制度不确性视角,四是同时考察出口经验和进口经验的影响。

基于此,我作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假设,他们分别是:

H1:在东道国出口经验或进口经验越长,企业在该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H2: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越大,企业直接投资之前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

H3:东道国制度的不确定性越大,企业直接投资之前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

H4a: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在直接投资之前需要更长的出口持续时间。

H4b:在制度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在直接投资之前需要更长的出口经验。

那么关于我所使用的数据,其主要来自商务部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名录、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库。直接使用这个数据显然不够好,对此我又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作出了以下处理:

第一, 删除了非实务型和自然资源开采型直接投资。非实务型直接投资包括建立办事处和联络客户等。

第二, 剔除在香港、澳门和传统避税天堂(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的样本。

第三, 剔除了对东道国重复直接投资的样本。

而对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做出的数据处理有:

第一, 由于需要企业从t年到t-4年对目的国的出口信息,非ODI企业选择连续5年都存在的企业。

第二, 剔除出口目的国有香港、澳门和传统避税天堂的样本。

通过数据处理,最后企业样本共计32361个企业-目的地样本,其中ODI企业822,非ODI企业31539

数据处理后接下来就是变量的选择和模型的构建,变量选择我将它分为三类:一类是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根据Lipsey1999)和Ramondo et al(2013)等,用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来衡量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此处在座的毛其淋老师有打断:毛老师认为当前的研究多以方差来代表不确定性,对此蒋冠宏师兄表示会做出进一步的改进);一类是东道国制度的不确定性,在此项下用两种指标表示,一是用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来表示,二是用PSR集团发布的国家风险指数表示(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ratings, ICR);第三类是参照相关文献利用的其他指标来衡量制度的不确定性,包括两种:中国与东道国文化的接近程度和是否与中国存在边境接壤。

模型设定如下:

 

然后我就用筛选好的数据和构建的模型跑出实证结果,结果就展现在PPT的这几张图表中,并对进口经验的影响、安慰剂检验、bit签订与拟自然实验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和分析。(以下是蒋冠宏师兄相继展示这一结果的图表)。

通过以上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在目的国出口经验越长,中国企业在该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 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的东道国,中国企业在直接投资之前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

第三, 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越大,中国企业在直接投资之前需要越长时间的出口经验。

第四, 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在直接投资之前需要更长的出口经验,且在制度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

第五, 进口经验越长也提升了中国企业在进口国直接投资的概率。

最后,将加工贸易作为“安慰剂”和利用双边投资协定签订的“拟自然实验”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识别。发现:加工贸易的出口经验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没有影响;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降低了东道国市场需求和制度不确定性,缩短了企业直接投资之前的出口观察时间。

好,以上就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

 

吕越:《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


主持人严兵:接下来由吕越博士为我们作报告,吕越博士现在在对外经贸大学。

吕越:很感谢严老师的邀请,又有了这么一次机会,让我怀着敬畏之心来到所里做一次演讲。演讲主题是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这个是我从所里毕业后一直研究的方向,也是我从博士期间研究的课题“融资约束和贸易”的延续。

该研究的背景是伴随全球化的进程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催生了国际化生产、加工贸易、外包等新型的生产方式和贸易模式,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凭借劳动力资源禀赋相对充裕的优势以及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下的新型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中逐渐成为了贸易的第一大国和“世界工厂”。

但是,与贸易巨大繁荣局面所不相称的是中国仍然面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问题,这与我们缺乏核心技术,产业大而不强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2015战略目标,研究产业技术升级的原因

因此,如何全面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是当前经济转型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研究背景是企业通过国际贸易等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依赖于外部资本,良好发展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保证全球商品与服务交换顺利进行的必要支持。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滞后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现象。

以中国为例,根据《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对世界80个国家1999-2000年的投资环境进行考察所得出的数据显示,80%的中国企业认为融资约束是其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是样本国家中融资环境最差的国家。

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使企业无法承担出口所需的沉淀成本和固定资本投资,限制了企业国际化的能力,从而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如果能够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或者金融改革减少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就能够促进一国出口的扩张与价值链地位的升级,从而有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

因此,我们的研究试图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两个关键问题:边界内的金融体制改革和边界外的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行综合考察,探究其内在的关联机制,为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实现全球价值链的跃升探寻一条可行路径提供理论支持。

那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文献。第一部分是融资约束与贸易:Beck(20022003)Becker et al. (2013) Svaleryd and Vlachos (2005) Hur et al. (2006) Manova (2008)第二部分是融资约束与贸易(中国的经验):包群和阳佳余(2008)、施炳展和齐俊妍(2011)、于洪霞等(2011)、韩剑和王静(2012)、阳佳余(2012),Feenstra et al. (2011)、孙灵燕和李荣林(2011)、文东伟和冼国明(2014)以及罗长远和季心宇(2015)。这部分文献验证了中国也确实存在从抑制角度解释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的贸易行为。

第三部分是融资约束与全球价值链:Manova and Yu (2012) Bas and Berthou (2011)、吕越等(2015)。对于更高端的贸易模式,要求的价值资源会高端,当存在融资约束时,只能选择低端价值链模式。对首次参与价值链的企业带来的影响会更为明显。

该研究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借鉴了Wang et al. ,从行业的维度界定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和地位,并采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2001-2014年中国与其他41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测算了上述两个核心指标。第二,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和地位的影响,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包括考虑了双边贸易往来的特征、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内生性问题考虑等),以确保本文模型设定的有效性和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涵: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从金融体制改革的视角为实现我国产业在价值链中地位的跃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对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是这样设定的:

FVARit = a 0 + a 1 * Finit + a 2 * Ind _ Controlit+ Country _ Controlct + j t + mit

FVAR _ INTit = b 0 + b 1 * Finit + b 2 * Ind _ Controlit + Country _ Controlct + j t + mit

第一个式子左边是出口中的国外的增加值占比,控制的是行业的融资约束,以及行业层和国家层的各项约束。应该再加入一个年份滞后项

另一个是用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以及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

行业层方面的融资约束指标一般是存货占比、研发强度和有形资产占比。与企业层面有所不同,企业层面可能会用财务指标。

Koopman et al. 指出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它会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或者中间品品参与国际生产;相反,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就会使用大量来自别国的中间品品来生产最终品产品。

行业层面的增加值贸易测算主要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进行,最早的研究来自于Hummels et al.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测算方法。

近年来,在WTOOECD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 增加值贸易数据库已经正式推出。

与此同时,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开始兴起,发展出了世界投人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尤以Koopman et al.2012)的KWW方法为代表性研究。

程大中则采用了Wang et al.KWW的改进方法,将出口成分分解为前向GVC关联和后向GVC关联指标以评估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演变趋势。

本文的研究采用了Wang et al.2013)和程大中(2015)的测算方法,测度行业的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指标。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分别界定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和地位:

1)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采用垂直专业化水平或国外增加值占比(FVAR)来表示;

2)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采用中间出口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FVAR_INT)来表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升级趋势。

本文经验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ex WDI )、全 球 金 融 发 展 数 据 库(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base)和CEPII的国家层面指标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行业层面指标。

我们选取了WIOD 2001-2014年,包含了13 个制造业以及27 个欧盟成员国、其他13 个主要国家( 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在内的41 个经济体。13个制造业是因为WIOD对行业的分类与我国不同,可以匹配的有13个。

(同学们感兴趣可以去贸大网站上去下载所需数据。)

实证结果如下,我们先加入国家特征变量如国家风险系数等做了一个回归方程,可以发现三种不同指标下的结果都能支持我们最开始的假说,就是融资约束会抑制或者说限制企业行业价值链的参与。存货占比、研发强度和有形资产占比越大,说明企业的融资约束越严重。研发强度越大,会占用更多的资金,行业的研发密度越高。另外,因为加入一些国家特征变量后还存在一些因素无法控制,我们还加入了一些虚拟变量。这些变量得出的结果也是与结论相吻合的。

此外,我们还考虑了目标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往价值链越高端方向发展需要的金融资源会更多,跨国公司或者企业在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会把一些需要更多金融资源的生产环节放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若目标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这些环节很可能就会放在自己的国家,而把一些低端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放在金融发展水平一般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现象的存在,我们还加入了基于目标市场金融发展水平的再分析,做了一个敏感性实验。我们用了两个指标来体现目标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一个是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 GDP 的百分比,另一个是国家风险系数,来自国家的金融系统数据库。用这个两个指标来验证金融发展水平会不会影响融资约束。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使得这个国家的融资约束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地位有一个累加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和一个金融水平更高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产品价值链会处于低端的地位,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会有更多的金融资源来生产高端的产品,价值链越高端。

此外,我们还考虑了内生性变量的影响。由于在这方面的指标比较匮乏,我们暂时只是用了滞后性变量。用滞后一期和GMM估计来做了内生性的考虑。(可以做一个残差分析,用单期限减去前两期的作为一个差分模型,用单期限作为拆分模型的工具)

我们还做了分位数回归,这个就不再赘述。

本文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

一方面,融资约束是决定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当融资约束缓解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提高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占比)——金融服务实体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另一方面,出口目标市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相对较高端的价值链环节攀升——实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

 

刘斌:《价值链参与、产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


主持人严兵:接下来的汇报人是刘斌博士,他的题目是价值链参与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吗?

刘斌:我的题目稍微调整了一下,是价值链参与、产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产品质量及复杂度是南开的一个特色也是优势了,我在这儿谈论技术复杂度和产品质量也有点班门弄斧。刚刚吕越也说了,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我们俩研究的视角也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上,所以说这个题目也是对外经贸大学与南开大学的一个融合吧。

好,先看一下研究的动机,这个比较简单了,柱状的代表的是各个国家的出口额,包括了美国、日本和金砖四国。这个线形代表了增长率,除了0809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出口有一个负向冲击效应之外,总体而言,特别是01年之后,中国加入WTO开始,中国的出口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好,来看一下中国出口增长的源泉。这个也是参考施老师的一个方法了,通过2014年减去2000年(的出口额),再除以一个2014年加上2000年(的出口额),可以对出口增长做一个分解。大家可以看到,总出口如果是左偏的话,出口额增长的比较快一些,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出口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总出口额,还有出口的数量,左偏的态势都重一些;但是产品价格和质量还是趋近正态分布的,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改善还不是很明显。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出口数量的增加。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大家看一下,就是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左侧的是1995年国外增加值的网状图,右侧的是2011年的网状图。大家可以看出来网状图变得越来越密集,说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就是我举了一个波音飞机全球化生产的例子,这个例子也是经常出现在好多学者的研究之中。波音787的生产,涉及到世界40多个国家、50多个供应商,所以说现在的生产不仅是在我国生产这样一个概念,而是全球化生产。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中国现在的价值链参与对中国的出口表现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虽然中国现在的出口数量呈现一个显著的爆发式增长,但是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是不是真正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相关文献我在这里也简要说一下,由于时间关系也不展开了。有学者认为是正向的,有学者认为是负向的,正向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效应:一个是价值链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个是价值链中进口中间品的多样性;第三个是价值链的竞争促进效应,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负向机制就是一个全球价值链下的锁定效应,就是全球价值链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会受到抑制,只能实现有限的技术进步,当你的技术触及到发达国家高端技术的时候,可能产品质量或者技术复杂度就会固化。

我的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这几个方面:以往文献主要关注于价值链的贸易总量效应和对全要素生产率GMP的影响等方面,本文将视角定位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并且对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对比的分析。

再简单介绍一下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的区别。产品质量,是说同一种产品。比如说衣服吧,可能有的衣服舒适度比较高一些,产品质量比较高一些;技术复杂度更多的体现在一个水平上的差异,比如说电脑的技术复杂度要远比衣服高一些,这个是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的区别。

第二个创新之处,就是对于工具变量的选择。不能算是很大的创新,就是一个改进吧。以往的文献都采用企业所在城市到海岸线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本文用了Google Map,去定位每一个企业到最近海岸线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再就是引入一个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和冠宏刚才说的契约要素密集度是一个概念,都是参考Nunn的一篇文章,比如说还举飞机的这个例子,中国负责波音787机翼的生产,中国生产的这个机翼只能安装在波音787飞机上而不能安装在其他产品上,这就产生了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说好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话,好多中小企业就是通过资产专用性的投资,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

第四个改进之处是想检验一下熊彼特效应和逃离竞争效应。熊彼特效应指的是在技术差异较大的市场上,企业技术和领先技术差距越大,那么企业的技术进步就会越受到抑制。而逃离竞争效应指的是在技术均衡的市场,企业技术接近领先技术,那么企业会通过创新以逃离竞争,进而获得更大的优势。这篇文章想检验一下,在全球价值链中,究竟是熊彼特效应发挥主导作用,还是逃离竞争效应发挥主导作用。

好的,这个数据来源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的一个匹配对接,这是一个匹配的效果,当然也和许多学者的研究类似。

咱们再到计量模型。被解释变量就不用说了,是由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构成;GVC代表企业层面的价值链参与程度,具体的测算指标刚才吕越已经做了详细介绍了,我们用的方法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参考UpwardZhang 2013年的文章。产品质量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施老师和毛老师研究的比较多了,参考了你们的文章。技术复杂度,借鉴了Hausmann2007年的一篇文章,这都是比较成熟的方法了。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选择了影响企业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的这些变量,比如说企业的TFP、资本强度、融资能力、成立时间、相对规模、是否国有、是否外资,还有这个行业最终品关税率。

(打断)

Q1:你这个(数据)是98年到2013年的;你这个2007年之后的TFP是怎么算的?

A:07年之后的用的是索洛余值。

Q1:索洛余值应该是缺失的啊,增加值,中间投入这些是缺失的,那你是怎么算的啊?

A:做了一个处理,就是说用前面的年份……

Q1:推算出来的增加值。

A:对,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也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替代一下。

Q1:对,因为07年以后只能用劳动生产率来代替,因为这个数据的缺失导致很麻烦(的问题)

A:对对对。

Q2:那你就都得用劳动生产率,不然你前面用那个(索洛余值)后面用那个(劳动生产率)是不行的。

A:对,那就都得改一下。

(继续)

好,看一下基准回归的效果,就是GVC显著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升,也促进了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第二个,比较一下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大小,就是通过对系数的标准化处理,发现GVC对产品质量的提升的效应系数要明显大于技术复杂度,说明价值链参与……

(打断)

Q3:这两个模型能够分别来比较吗?

A: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啊,参考了许多中英文的文章也确实有这样做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和建议,我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说进行两个回归,比较两个回归(系数)的大小有没有经济意义,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Q3:因为你现在考查的是两个被解释变量,如果是要考察两个解释变量对同一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可以引入交叉项,可是两个被解释变量的话就没法通过引入交叉项的方法来检查。

A:对对对。

Q3:所以比较大小的话最好是在一个模型中来比较。

A:如果标准化的话,可不可以?

Q3:标准化的话,虽然有些文献这么做,但是受到了很大的批判。审稿人也……(笑)

A:有没有好的建议?

Q4:这篇文章没有考虑过用联立方程来做吗?因为你刚才介绍也说了这两个指标有一定的相关性。

A:对,相关性比较大一些。

Q4:对,然后你应该可以考虑到建立一个联立方程模型。

A:对了,联立方程需不需要工具变量?请教一下。

Q4:联立方程也要用工具变量。三阶段,也要用工具变量。

A:对对对,非常好。我回去之后再根据大家的建议再调整一下。

(继续)

再是(第一个稳健性检验),两阶段的最小二乘,以企业到最近港口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第二个稳健性检验是价值链参与的替代性指标,在不考虑贸易中间商进口的情形下,重新计算国外增加值。第三个是样本数据的再处理,就是删除最低5%和最高5%的数据。稳健性计量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但是稍有差异,就是价值链参与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结果并不十分稳健,出现了一个变化,还是说明价值链参与更多的影响了产品质量问题。

扩展分析。第一个扩展分析就是引入了价值链参与,就是说我想看一下这个价值链参与(如果这个企业是多价值链参与),是对多产品种类进口的企业影响大,还是对单一产品进口企业的影响大。通过加交互项的方式,发现交互项显著为正,就是说你这个企业进口产品种类比较多的话,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的更多。第二个扩展分析,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引入这个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资产专用性的交互项,我们发现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而对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负向的。原因是资产专用性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方面,资产专用性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跨国公司可以把技术标准传递给价值链中的生产厂商,进而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另一方面,资产专用性具有锁定效应,价值链参与企业的技术进步有限制的,当企业的技术进步触及到了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其技术进步会受到明显抑制。

好,咱们再考察一下价值链竞争中的逃离竞争效应和熊彼特效应,看哪一个效应发挥程度更大。这篇文章引入了价值链参与程度与质量距离(就是说企业与所在行业最高质量的差距)的交互项,我们发现效果是负的,说明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当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时,熊彼特效应占主导地位,企业技术创新会受到明显抑制。当企业技术水平与领先技术并驾齐驱时,逃离竞争效应会占主导地位,企业技术创新会受到激励。

我再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总体而言,价值链参与会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是比较而言,价值链参与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即价值链参与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于“垂直效应”,而不是“水平效应”。第三个,进口产品种类多元化的提高会明显提升价值链参与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就是说企业应该通过进口产品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企业资产专用性会提高价值链参与企业的产品质量,而对技术复杂度产生负向效应,说明,资产专用性为特征的价值链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多地体现于顺轨创新,就是质量的进步,而不是破坏性创新,就是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第五个结论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其技术提升的激励效应越大。相反,企业技术水平越低,其受到技术低端锁定的风险越大。就是说,通过引入价值链参与和质量差距的交互项,我们发现当你企业(技术)水平高的时候,你提升的会越快,而你企业(技术)水平越低,它提升的越慢。

好的,这就是我汇报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随洪光:《外资经营、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


主持人严兵:接下来是本环节最后一位汇报人随洪光博士,题目是《外资经营、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审计样本的经验研究》。

随洪光:我本身是研究FDI的,我关注是从增长质量来考察FDI的作用。

宋泓老师刚才讲到的例子在我这里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增长奇迹”是在二战以后实际上非常普遍,就是连续25年以上实现7%以上的增速的经济体都叫做增长奇迹,这是中央会议报告里面的一个统计,战后有13个国家这样,但是真正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只有5个,除了沙特就是东亚。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外资参与,到目前,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放松了外资管限之后,在某些领域外资会形成一些绝对的优势,我们担心会不会出现拉美化现象,本来外资利用的很好,但是后来崩塌了,形成外资依赖,就会有这种讨论。这种讨论的依据可能就是很多国家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样的例子对我们的研究会有两种启示,一个启示是我们应该从何种角度来评价FDI的作用,在韩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实际上前几个月IMF对他的风险管理还进行了表扬,但几个月之后就崩塌了。IMF给他然后开了一个药方,包括私有化,紧缩财政等。IMF的评价当然是基于数量,实际上很多突然的崩塌从数量的角度是没有办法去测度的,我们认为对FDI的评价或许应该从质量层面考察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疑惑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失败。事实上就是,有很多研究把它归结为制度的差异。在政治制度上,比如说像拉美国家(增长奇迹里面有很多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越少越好,而东亚国家是在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东亚的政府都力推投资,像韩国这些地方。所以说有可能是政治制度造成的这种差异,但是这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他同样是施行亚洲政策,但是他没有成功。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转换到我们国家内部,比如中国内部政治制度都一样,但是为什么有的地方这么穷,为什么有的地方这么富?比如说广东。我认为我们从制度的角度可以找到一些问题,但是政治制度可能不是全部,事实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格。比如说北方的风格和南方不一样,上海的风格和西北的风格不一样,其做生意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我们把这种形成思维方式的社会约束叫做社会资本,就是你和别人的关系。比如说你一个同学结婚你不去,可能在北方就不太地道,但是南方人就无所谓,这个就叫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会决定经营环境,所以可能会对外资有重要影响。

我们的模型分两块,前边是一个理论模型,后边是一个简单的实证。我们假定一个效用函数,其中商品中C用于消费,β是表示消费者时间偏好的折现率,这是一个常见的效用函数。我们把市场部门简化成一个AK函数,产出是KA倍。这里的A是描述产出随资本调整的一个比率,A是一个资本经营能力,可以看出AFDI的一个关系,当然这是因为出于简化目的做的一个线性处理。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当然是一个好的东西,可以营造比较好的环境,但同时社会资本需要付出成本。比如说很多外资要捐赠,捐赠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社会责任,而是为了和政府维持好关系或者是维持形象,这一方面可以营造好的环境,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成本。我们假定这个关系,如果大于零,就是一个正的总效应,如果小于零,就是一个负的总效应。中间有个资本累积的过程,除了新投资加上资本折旧,加上外来资本FDI,这是资本累积的过程。这个函数是一个典型的约束函数,可以构造一个这样的方程。…… 他的控制变量C应该满足这样的关系。……【以下是对模型的计算和处理】

我们再看一下消费者的时间路径,我们从一阶条件可以看到Cλ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我们把1213代入到14里边去,我们把14里边的λ点替代,实际上就是把两个式子弄到一起,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把λ消去,就是剩下一个关于C的微分方程,或者求导就是C的变化率,我们就知道C的变化速率,所以我们可以求到C的消费速率,同时λC有关,可以写出λ。我们需要知道C0,要求C0,还要求Kt,代入后可以得到C0的通解,然后可以把C消掉,关于一个K的微分方程。需要判断解的结构,然后将猜想的解带入,符合就可以了,所以需要一点经验。……我们把KT换出来,把相应的变量消掉,……KT求偏导,然后和18结合,又变成一个简单的微分方程。

提议:FDI是一个外生变量,建议FDIA有联系,构造成内生变量。因为投资汇报率高的话会有关系。这样会导致假设过强。

回答:但是这样会比较困难。而且假设比较简单。

我们有这样一个通解,我们代入19,求出KT,但是要找到初期状态,第一期是K0,我们可以写出,需要知道K10C0,求出未知函数,这有很多解,但是需要满足16式的约束条件。这需要满足16式的话,CtC0的一个增函数。否则就是减函数,不满足现实的一个假设。同时K10需要大于零C0就会是K0的增函数,……目的是求K的增长率,进而知道GDP的增长率。我们对t回归,说明增长随着t在变化,看成是增长的趋势或者可持续性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这增长本身不受其他影响,有自己的内在决定因素。残差项看成补贴性函数。……我们大概提供一个框架,增长质量是FDI的一个函数,而且后边的实证分析增长质量……增长和FDI本身存在内生性,我们把很多指标列表然后计算指标,在一部分分解,提供稳定性……考虑其他变量的时候,社会资本是用控制了法律这个变量,捐赠要考虑灾难的年份,剩下的就是常见的变量,不再说了……

增长质量分布并非取决于政治制度和地理因素,而是与社会资本水平一直,后者作为非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上升。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利冲击,显著降低了增长质量。社会资本作为代偿性的行为规范,有效改善了FDI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来自对增长可持续性的改善。三种经营方式中,外商独资经营显著促进了增长质量提升,其作用主要来自对增长效率的促进和对增长可持续性的改善;合资与合作经营的作用均不显著。社会资本显著改善了合作企业的作用,其贡献主要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渠道中的积极作用;在综合质量层面上改善了独资企业的作用;对合资企业则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特征,人口密度越高,社会资本的软制度作用越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越快,对制度需求越强,社会资本的软制度作用越重要。

谢谢大家!

主持人严兵:由于时间关系,下午我们9位校友做了精彩的报告,我们再次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