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经所30周年活动--财智菁英专场录音整理

发表日期:2017-11-10 已经有0位读者读过此文

财智菁英专场录音整理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今天借着国经所30周年庆提供的舞台,请到了许多在不同行业做得十分出色的校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第一位请郑伟鹤给大家演讲,他是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大家欢迎!

 

郑伟鹤  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投专题演讲

尊敬的冼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很荣幸受蒋所长的邀请,参加国经所30周年的庆典活动。我入国经所是1988年,可能算是国经所的第一批学生,但是最初我是想学法学成为一名法学家的,经过各种机缘巧合才进了国经所学习国际经济学,将这个故事呢,是想告诉大家,有些人的成功真的是很偶然的,你不知道他会走到哪一步。我有的同学做奇异果生意、有的做保险、有的做投行,命运是不可预知的,但是每个人总会有他关键的一步,而对我来说,国经所是我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我在国经所学习专业时的一个定位。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选的是证券法,这个专业到现在去找工作也不难。30年前我学证券法,那时候想去交易所工作。我到深圳去找王建,王建二话不说就让我第二天去上班,就是这么容易去深交所。所以,首先你得在一个好的院校毕业,第二,你得选择一个好的专业,一个好的定位。包括现在我对我的投资经理说,你要选择一个好的定位。那么怎么定位呢?比如有的人说,我研究半导体,那研究半导体算是定位吗?这个不叫定位,研究半导体的人太多了,你具体研究半导体领域中的某一个材料,你就能成功。

中午的时候我跟冼老师、蒋所长吹牛,说我这同创伟业名气马马虎虎,比不上红杉,但是红杉10个左右的合伙人,在中国甚至全球顶级的PE公司中间,有2个是我同创伟业培养的。一个就是北大毕业的本科生,比较聪明,在腾讯干了段时间,到我这里干了段时间,然后被红杉挖走了。还有一个是浙大毕业,在清华经管读了MBA,也就相当于在国经所读了个书,在我那里干了一段时间,被红杉挖走了。我说,你就算是在哈佛读书,红杉都不一定要你,他为什么要从我这里挖人呢,关键是你要有实战经验。我之所以能成功,跟国经所是有关系的。今天上午我听冼老师讲话,讲“一带一路”,讲对外开放,讲贸易,讲投资,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讲数字经济,我觉得很受启发。

昨天我喝了点小酒,在南开校园里散步,走过周总理的塑像,感慨良多。国经所从滕校长、熊所长、陈荫枋教授、包括我的导师高尔森教授,这些老先生就像一段因缘一样的走掉了,很久以后,可能我对于你们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治学态度、淳朴为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老先生们的家国情怀是很重的,包括19大的时候习大大也在强调这种家国情怀。前两天我在清华读书,也是南开的一个教授——张国刚教授,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中国人没有什么宗教,有的宗教就是一个“家”和“国”,把“家”和“国”的概念处理好,那你就顺了。我前面说到我的成功跟国经所密不可分,确实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砖一瓦,都有国家的巨大付出在里面,包括这些老先生的教育培养和关爱。

到这里给大家聊了聊情怀,确实30年的时间可以做一个人生回顾了,这个回顾我们分三个10年来说。从我的角度讲,我90年进入资本市场,在南开校友王建主导的深交所短暂地工作之后,就出来做了证券律师。90年到2000年,那个时候也有创投中农信,实际上是失败了,真正中国资本市场的PEVC还是在99年互联网泡沫以后产生的。在90年代国内最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实际上是IDG,其他的可能都算不上,真正起来的时候是99年到2000年左右,99年创新投成立,2000年我们同创伟业成立,还有达晨成立,这里算是中国本土的PEVC机构。为什么说99年重要呢?99年张高丽在深圳搞了一个高交会,也是99年腾讯拿到了IDG和李泽楷的投资,钱也很少,其实IDG和李泽楷在腾讯也就挣了不到20倍就出来了。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它还不叫风险投资,都是在红庙子市场做一级半,一级半就是现在的风险投资,其实还是政府主导的。2000年以前中国资本市场解决的还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还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变化,像红筹股和H股。我们这批人其实特别巧,是第一批小学读六年级的人,高中读三年级的人,相当于我们是第一批比较正规的大学生,我又是全国首批证券律师,做得比较好,创新投和达晨成立都是找我,我也帮很多公司上市。我当时有一个公司叫综艺股份,2000年那波股票涨得特别好,我看它底下也有一个概念公司,叫连邦软件,连邦软件也没什么东西。那时候有个老榕(王峻涛)做了一个88488848如果做成了,就没有现在的阿里巴巴什么事了。中国的变化确实比较大,所以说90年到2000年期间还是政府在主导的一个额度制的比较混沌的状态。2000年后的格局就比较清楚了,开始进入了一个创新的年代。2000-2010年期间发生的事情其实为中国创业和资本市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的同创伟业是2000年成立的,当时不太敢做,但是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投资没什么秘密,主要是看人,我当时做二级市场做到收益是150%,我觉得很不错了,我问我那个朋友,问他做了多少,他说他做了300%多,我就说那你比我做的好,我把钱都交给你做吧,所以做事情你得学会找到优秀的合伙人。也应该是那个时候,资本市场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2006年的那波牛市,对资本市场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来讲,也有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最重要的还是09年创业板的推出。中央还是非常重视资本市场的,这个创业板从2000年开始推,因为互联网泡沫没有做成。后来成思危一直在呼吁这件事情,在2004年就推出了中小板,我一边在做港股,一边在做投资,中小板我也上了两家,后来06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我就觉得机会来了。07年我做了中国资本市场上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第一家有限合伙,做完以后,当时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吴晓灵特地把我叫到北京,说美国有黑石和红杉,中国也应该有中国的黑石和红杉,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的产品做得非常不错,大概今年清盘,有4倍的回报。07年的第一个产品我做得非常规范,这得益于我学法律了,第二,我在国经所待过,有这么一个背景,而且毕业以后我也在投资这个圈子里。09年创业板开了以后,我有8个公司IPO,那一年有一个创业投资排行榜,我们排在第三位,崭露头角。那时公司没什么人,就我带着一个秘书在做,投资其实没什么难的,现在我的手下有100号人,可是只上了10个,同创伟业正式成立其实是在2010年,我们在新三板挂牌。投资这件事不要太神秘,国经所出来做投资的都没问题。2000年到2010年机会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房地产还是二级市场。2010年之后,整个市场规范度大大提升。冼老师跟我交流,问我中国有没有机会弯道超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前一阵我在清华经管参加一个课程,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就过来给大家出了一道数学题,假如美国的科技水平能够拿到100分,那中国的科技水平(基础学科)能拿到多少分。他最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失望又惊讶的分数——10分,虽然我认为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中国跟先进发达国家差距确实比较大,不过中国的一些产业还是比较强。很多人喜欢拿印度跟中国比较,但我认为不用担心,因为中国人身上有创业精神,而印度实际上是一种殖民文化,中国肯定是在印度之上的。

我听到过一个观点很受启发,说上世纪中国的内战不是在两广,就是在江浙、京津,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且稳定在一个很好的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发展潜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创投的人以前很喜欢看一本,叫《创投的国度》,讲以色列是怎么投资的,我现在觉得,中国真是一个创投的国度,文化基因太好了。中国人的进步也就在这一两年内,但是非常快,这种学习能力和进步意识都是非常惊人的。前几天碰到一个台湾的朋友,说台湾一群人把马云叫过去说,你认为台湾的创新还有没有希望。马云对这帮780岁的老头说,我认为你们没希望了。包括日本,很多企业的第一批创业者年龄都大了,而中国的第一批创业者仍然在“最好的时候”,另外,中国政府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有这么好的资本市场,企业成长起来是很快的。

我个人有几个目标,用习大大的话讲,在党的生日100年的时候要培养出100家上市公司来,然后争取尽快培养出10家以上千亿市值的企业,给我的投资者带来上百倍回报的项目要有10几个。我相信,在我们的习大大及各位领导的支持下,在这大好的环境下,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谢谢伟鹤的演讲,我们希望伟鹤最后的三个愿望能早日实现!下一位演讲的同学是赵玉华,他在资本市场的经验是十分难得的,大家鼓掌欢迎!

 

赵玉华  申万宏源证券副总经理、宏源汇智投资公司董事长:资本市场专题演讲

非常高兴能在所庆30周年回到这里来,我是所里非常早的一批学生了,来到国经所也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因素。那么在所成立30年的时候,蒋老师就跟我说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觉得今天这个安排很有意思,刚才伟鹤他是讲PE投资,讲了这个前端投资之后,我们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它们投了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们去变现,到资本市场给更多的投资人来分享,后面呢是讲二级市场投资,其实这是一个不断估值的过程。在一级市场给这个企业融资的过程是一个定价的过程,那么定价之后到了二级市场,再来寻找价值投资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安排正好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产业链。每年这个时候我跟大家通过方方面的渠道都有一些交流,特别是到要毕业的时候,因为实习或者找工作,那么我想这一次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选了一个小题目——资本市场。首先从资本市场来看就业选择,马上各个公司都到了招聘季,大家也开始准备去面试,给大家介绍一点资本市场的一些新的变化,大家在面试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话题,让面试的人觉得我们同学对这个业内有一些了解。那么第二个呢,也想通过资本市场这样一个题目告诉同学,在自己专业选择过程当中,资本市场也好,金融行业也好,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择,非常多的机构,非常多的领域,到底我选什么或者说我在学校里面学什么。

那么今年这个资本市场就像委托其他投资一样,也就发展了30年,无论从投资来讲,还是从资本市场来讲,其实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们刚刚入行的时候,所谓的资本市场其实就只有股票市场,而这个股票市场基本上只有上海跟深圳的A股市场,非常简单。那个时候很多公司最早的上市招股书,可能有的就是五六页A4纸,但现在如果说你要上市,你的招股文件可要几百页,也就是说公司发展过程当中,跟资本市场相关联的业务现在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这几年业务都是随着资本市场不同的发展而来的,我们只能算发展之间的这个阶段。刚才伟鹤说我们科技跟美国就是10分跟100分这样一个差距,那么从资本市场来讲的话,我自己的判断是基本上在780分跟100分的一个比例,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说我们的成熟度。我们这几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市场,但是毕竟资本市场核心是资本,第二个是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我们怎么适应中国国情,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本源。从工具的角度来讲,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随着对外开放,几乎能引进的工具都已经引进了国内,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强了,特别是金融这一块,因为金融它本身是一个没有专利的产品。过去美国也是这样,它是通过员工流动。比如高盛做了一个创新的产品,包括造成金融危机的CDsCDO这些东西,都是某一家公司做出来,通过人员流动,很快在整个市场丰富起来,然后大家才有不同的定价,有交易对手,如果是单独一个公司拿到这样一个产品,那就发展不起来了。

随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新变化,他开始重视金融专利了。跟科技的传统不一样,科技创新之后,你可能马上有一个专利保护,那么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说最典型药品这块,在美国保护得很好,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在专利到期之后再做仿制药,也就是说先研发出来有个奖励,市场会给很高的回报。美国现在就开始重视金融产品的创意专利,在大公司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每一步都有金融律师进行记录验证,等到产品完成之后,如果其他公司来抄袭,那是可以起诉的,因为有记录,所以现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就是金融专业专利律师,也就是说对创新就有了回报。

另外,在今年资本市场发展中,一个现象是IPO的速度非常快,原因其实就是刘士余主席上台之后,他就坚决执行中央发展直接投资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把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实体经济,就使得像同创伟业在前端做创投的企业迎来了一个春天。每个基金的投资它本身有一个封闭期,到期它必须要清算,否则就会阻碍后续的发展。现在IPO速度这么快,为了使更多的企业上市,我们就有了限制。比如说你对公众发行基本上维持最低的25%这样一个比例。再比如说市盈率,过去我们超发,现在证监会不会让你在23倍这样一个市盈率,这样做就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到资本市场来发展直接投资,在十九大的报告里面也强调了直接投资,所以IPO的高速发行的态势,我想可能后面会持续几年。前几年交易所担心IPO速度太快,之后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好企业,但事实上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就是中国人创造能力和支付愿望可能是全世界最强的,所以我们看到不断有好企业涌现出来。

然后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趋势,就是有两类企业让我们感触很深。一类企业是非常好但不上市,都是第一代创业。这个创业家说他每年都挣好几个亿,各方面的关系也都很好,所以不需要上市。但是我们跟他们说了一点之后,很多企业都被打动,特别是第一代创业。因为第一代创业很多是制造业企业,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制造业,过去创业的时候可能在乡镇企业,老一代的创业非常勤奋,你可以早晨六点钟就到车间里面去看一下,晚上8点钟可能才离开车间,平常没什么娱乐,就是把企业踏踏实实做好。但问题是我们这些创业家自己致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培养第二代,而第二代又都送到了美国英国去读MBA,去读艺术,当他们读出来之后,不愿意再回到制造业了。并且他也缺乏了你那样一个机遇。那么一旦第一代创业家企业没有上市,当你离开这个企业之后,其实你留下的基本上就是废铜烂铁,没有人愿意去管理,但是你要上市就不一样了。上市之后,首先你的财富是金融资产,你持有的是股权,这个股权可以走信托计划,可以流动,可以变现等等。第二就是你的子女不愿意去管理这个企业,但是中国还有大批职业经理人愿意来管理企业,你给他一个位置,他就能做得很好,所以必须要上市。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创业,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环境,就是有大把人要投资,只要你有一个好的idea,就能拿到很高的市盈率。前段时间有个企业做生物技术,它的目标是癌症治疗,这个团队也很不错。这个产品我们拿了之后,一些专家指出项目不见得有那么好,但是估值给出20亿美金,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学生不会有人来投。结果不到两个月,风投全都给投进去了,融了30亿。所以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资金愿意去资助这些新兴创业家,只要你有一个好的产品。这些企业跟过去的创业家企业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加速器,就是这些投资基金。同时,它一开始就瞄准在国内上市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上市的资源就非常多。总的来讲,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在19大之后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

最后回到同学们就业方向的话题,其实在于我们国经所的定位,要抓住这样一个优势,就是你的理论基础。很多同学在就业中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HR去筛拿出来的简历,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去所里出来的都一样,那你跟北大的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你跟湖南大学的也没什么太大差别,那么我们怎么样脱颖而出呢?我在这儿建议大家认真读书,把基础理论这一块学扎实一点,你能有那么一篇两篇比较闪亮paper发表,这一点就是你不同于别人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工具性的东西。刚才我们从PE投资讲到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甚至做资产管理也好,无非就是干了两件事,融资和投资,你自己投资还是你去帮别人投资,本质上没区别。其核心是说你需要财务会计的知识,你要会估值,这些东西都是工具性的。所以我建议同学借助于我们国经所这么强大的资源,使得我们不同于其他学校,这种不同是说我不仅仅会那个模型,而且我有思想,那这就是我们就业的优势。我想咱们的师弟师妹要更加自信一点,更加open一点,找工作对于我们国经所的同学来讲,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谢谢大家!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玉华刚才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作了一个很好的介绍,对目前中国市场创业企业的产生也做了很好的说明。下面我们请出第三位发言人杨锐,他是中科晶上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杨锐 中科晶上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幂率改变投资

15年前,也就是2002年我还是一名基金经理助理的时候,工作就是打新股下单,伟鹤师兄说请教我对公司的看法,我就特别佩服伟鹤师兄对师弟的热情,伟鹤师兄说人要成功因缘际会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性格很重要,善沟通。玉华师兄说的也很重要,我原来看简历就一个要求,有没有在《经济研究》或者其他同等期刊上发过文章。

跟大家汇报一下二级市场投资,人是时代的人,企业是时代的企业,我们生在伟大的时代,刚才伟鹤师兄就说的就是乐观,非常乐观。我有看白话版的资治通鉴,为什么一个做投资的想看资治通鉴,做投资经常会感觉自己很无助呀,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之前有人说做投资要think bigthink long,就是做投资要想得大,想得远。怎样想得大,想得远呢,看资治通鉴。看完资治通鉴有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说中国无为而治也可以发展得不差,资治通鉴是这么说的吧。幂率改变投资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学过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iesMPT,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马科维茨1952年在芝加哥大学读PHD的时候提出来的,假设价格服从一个正态分布,所有的相关系数是随机的。幂率不服从正态分布,是指数分布,能改变投资。昨天看到茅台股票涨了,那么大一个公司的股票涨了八千亿,晚上亚马逊也涨了,都是很大的公司,腾讯阿里也增长了50%,为什么那么大的公司能有那么大的增长呢。

四个小问题,第一,做二级市场投资,时间是收益率的杠杆,所以过去两百年,18122012年,股票市场MPT的复合收益率达到6.6%,任何一个投资者达到每年6.6%的收益率并不难。巴菲特过往50年,19652015年的复合收益率是19%,所以他的财富真正来源是什么呢,是时间,1.06200次方,或者对巴菲特来说,是1.1950次方。巴菲特在1969年是2500万的个人资产,1974年是1900万,损失了24%。李录写的《穷查理宝典》序里面提到, 90年代初他在哥大读书的时候听巴菲特到哥大做演讲,会议室没有坐满。那时候巴菲特已经60岁了,还没有那么有名气,他个人的财富累计呈幂率增长,巴菲特的partner芒格说过,理解复利的魔力和获取它的难度,是理解很多事情的核心和灵魂。所以理解时间是收益率的杠杆。

第二个股票市场为什么值得投资。为什么股指一直在上涨,核心是股票市场是以达尔文的方式在演变,适者生存,股票市场不断用越来越大的公司充实自己,大家会发现100年前,50年前,25年前,现在,股票指数里的成分股在不断的变化,比如200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主要公司是金融类,石油类,生物医疗类,但是现在最大的几个是亚马逊,facebook等,一个公司是否有料就是看是否能壮大到能否挤进大市值排名,把其他公司挤出。50年前美国标普500主要的三大类是制造业,能源,公共事业,而现在是金融,保健和科技。中国股市在过去的25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是时代的公司,是经济随着时代的变迁。1934年格雷汉姆写《证券分析》是引用了一段拉丁文,翻译是现在已经腐朽者,将来可能重放异彩,现在备受青睐者,将来可能日渐衰朽,这段话说明均值回归,股票涨上去会跌下来。但是目前指数中占比比较高的公司类别的股权回报高于50年前,说明昨天的常态不是今天的常态,均值会漂移到新的位置。

投资是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投资组合是对真实世界理解的反映,你认为未来是兴衰交替,是稳定发展还是加速发展的,幂率本质是指数分布的一种形式,如果说正态分布是对互联网之前的世界好的刻画,那么目前幂率就是对真实世界部分一个好的刻画。组合投资不一定服从大家预想的正态分布,或者出现尖峰肥尾,一小部分公司完胜其他所有公司,如果投资者不把注意力放在未来几个势不可挡的公司上,那么这个组合的结果可能出现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范里安1998年写过一本书,他当时在谷歌做首席经济学家,帮助设计谷歌的拍卖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上的贡献,重新理解企业的边界,在科斯1937年的论文里,企业的边界是内部的交易成本和外部的交易成本相等的时候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在互联网出来以后,范里安就面对一类平台型公司,平台型公司的企业边界会大很多,第二类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在某个时间段里,并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如果横向的是平台型组织,纵向的急剧的技术进步,范里安在书中举得例子是,公司的研发成本特别大,但是只要研发成功,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最近很重要的零边际成本社会,零边际成本社会重新刻画了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有十万亿市值的公司,大家会看到一类平台型公司用了三年或者五年,市值迅速超过千亿,背后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最后引用两句话作为结尾,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浊清。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杨锐同学讲完之后,我不知道大家都学到了什么。我想他对股市的研究,不仅仅只是投资股市,在股市之外,也要读大量的书,不仅要读与时俱进的书,也要读一些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杨锐同学将不同的理论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讲得非常好!后面是我们上半场的第四位房四海,他是中国宏观研究院院长,研究范围更广,大家鼓掌欢迎!

 

房四海   九方宽客宏观研究院院长   全球宏观展望

回顾自己的经历,读书不要有功利心,说不定以后就会有用。时代在变化,但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在学校就要学好基本功。

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经济学应该和行业结合起来。

供给侧改革的后果,PMI库存背离图,红线是原材料库存向上,产成品库存向下,是一个熊市结构。没有总需求的拉动,原材料挤压。

未来的投资方向

活学活用,与时俱进。

人本身就有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十三亿人口的需求是拉动市场的原因。做投资要找到人民的刚需,社会的消费升级。房地产刺激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做投资决策要用宏观数据检验政策是否有效。

给同学们的建议是基础知识要活学活用,把自己的事情做细致,敏感把握时代的变化。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这个数据分析很有意思,也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对于13亿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怎么来约束自己无止境的欲望,这么庞大的人口,会有巨大的消费空间,也反映出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半场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有情我们下半场的第一位发言人史祺,他是百利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家欢迎!

 

史祺  百利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跨国并购的实操案例

前面几位师兄师弟的讲话讲令我受益很大,我想跟大家讲一些通俗实际的。我本人本科学数学,讲究逻辑思维,而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天津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觉得自己选错了行业,虽然我在资本市场,但是我处在行业的末端,几位师兄师弟不管是做VCPE还是中介机构,都是在进行资本市场运作,但是我处在整个市场的末端。我在博士毕业时有进入基金和券商的机会,但是因为本科学的是数学,比较实干,所以我选择了一家上市公司。当时对上市公司理解并不透彻,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但是当时年轻,无所畏惧,虽然也遇到了困难,也一直坚持了下来,最后还稀里糊涂做了CEO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跨国并购。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虽然处于资本市场末端,但是整个资本市场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质地。从长远看,上市公司运作不好,资本市场不可能发展得好。有人说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并购是非常重要的,是上市公司成长的重要节点。世界500强公司的成长历程,均充满了兼并重组。国内的重组收购最近几年还是发展得不错的,目前我们正着重于国外的并购。

我在读博士时,专业是世界经济,研究方向是跨国企业与投资,因为我做事比较细致,读书也很努力,在导师推荐下,接着读了博士,在求学期间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可是后来发现实战经验跟课本知识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硕士和博士期间研究日本的直接投资,所以日语掌握得很好。日本岛津公司是京都最著名的上市公司之一,我方希望跟岛津建立合资公司,但是在一次跟岛津的谈判中,遇到了很大难题,对方不允许中国翻译跟随,对方的中文翻译也很地道、很尽责,但是谈判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股权纷争。在休息间隙,对方在会议室中用日语交流收购中的分歧点,但是我因为懂日语,所以都听懂了,因此非常感谢老师的严格要求。恢复谈判之后,我的每一个回答都正中要害。日本代表方察觉到了我方谈判代表中有会日语的人,并且懂相关的专业术语。在谈判结束之后,日本代表团送了礼物以示友好,我于是用日语向对方解释了相关情况,后来我做了几年岛津的董事长。所以我对日本的经济有一些见解,最近有人说日本经济在不断衰退,但是我并不认同,我认为日本近几年在韬光养晦,日本的相关技术,如半导体等仍然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就算连螺丝等也是与日本有很大差距的。

最近我们在跟瑞士合作有关工业电气的项目,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在世界上一流:首先在总量上,如光伏、风电等,是一流的;二是在技术上,产业和设备并不落后,处在一流水平。但是中国的产能产业很落后,而决定新能源发展的关键是储能,因为诸如电等资源是很难储存的。我们国家在发电制造设备上处于世界前沿,电气设备处在世界前列,但是在储能技术上非常落后。我们现在储能主要借用两种介质,一种是铅酸电池,另一种是锂电。锂电成本很高,所以以铅酸电池为主,应用较为广泛。目前世界上有四家主要的公司,美国两家,包括通用公司,日本、瑞士各一家四家公司,研发钠镍电池,技术非常先进。而真正形成规模的是通用和瑞士的菲兹索尼克这两家企业。之前我们希望收购瑞士的这家公司,但是遇到了一些障碍。首先节奏不一样,欧洲的公司节奏比较慢,另外双方的理念也不一样;除此之外,国内许多政策对于收购兼并也很不利。上市公司要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必须停牌,而且限定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五个月,因此必须在五个月时间内搞定,但是这是很难做到的,时间很紧张,外方可能因此漫天要价。谈判时间很短,为了提升效率,我们要求只要跟决策者谈判,对方谈判代表CEO是意大利人,非常不靠谱,经常迟到,我表示了很大不满;到了第二日谈判,我故意不到,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这也为日后顺利谈判打下了基础。我们从五月份开始谈判,过程非常愉快,并确定了大体框架,双方决定了股权分配,但是到了九月份,我们接到了邀请,对方的董事长要求在意大利驻上海领事馆谈判,我方表示了同意。结果,对方派出了意大利驻中国总领事、参赞和董事长,然而对方董事长是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对中国情况非常了解,知道我们将要复牌,因此处在被动地位。在之后,对方果然在关键时刻坐地要价。但是我在冷静分析之后,认为对方很难找到我们这种级别的公司,我们有非常好的基础设备和生产线,对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于是,我方通知对方,表示该项目无法继续进行,只能被迫中止。我们发完中止公告之后,接着跟美国的通用公司进行了沟通,并且有意将该细节透露给意大利的公司。之后,对方果然发来回信,表示了继续的意图,但是谈判是有技巧的,我方表示了拒绝,并礼貌回复。一周后,对方派出了谈判联络人来中国,希望继续谈判,表示还有回旋余地。钠镍电池的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广泛应用于发射塔,而且该电池能够耐受低温,可以晚上进行储能,以节约能源,可以很好替代锂电,有很大的前景,所以我们对这个产业充满希望。最后,想传达的是,要想有作为,需要基本功扎实。首先,外语要好;第二,要具备法律知识;第三,要求完善的财务知识;最后,是掌握相关的经济学知识。谢谢大家,就到这。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这是很鲜活的一个跨国并购谈判的实例,在谈判当中,要有策略和智谋,才能够占据先机,谢谢史祺。有请下一位校友王允贵,他曾经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任职,现在是中植集团常务副总裁,大家欢迎!

 

王允贵  中植集团常务副总裁  金融改革顶层问题及人民币汇率问题

今天感谢冼老师今天给我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人民币汇率改革。我现在的公司包括并购团队和融资团队,我所在的分管业务是融资端。我98年来到国经所读博士,当时在发改委工作了三年,做政策研究,想要进一步充电完善自己,北京的清华、北大、人大都是顶尖的学府,但是我最终选择了南开的国经所,觉得不虚此行。我在98年进入国经所,2001年博士毕业,2002年到了国家的外汇管理局,直到去年离职。我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和保卫人民币汇率改革。

98年进到南开国经所,2001年三年博士毕业,初到下山,治国平天下,但是,这个平天下做不到,只能治点国,后来2002年我就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到去年的6月份我出来,那么总结一下,我在外汇管理局做的14年,我做了四年的副市长,六年的正市长,这个时间比较长,但我干的核心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保卫人民币汇率改革,所以想想还是把这个重大的问题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一下。

现在有很多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现在出来了一年半,但我从来不去讲这个事情,不是不能讲,我觉得有些经济学家乱讲,我也不屑于跟他们去讨论这个事情,但今天这个场合我觉得跟学弟学妹们要讲几个基本的关于汇率的研究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你是怎么看待的?

我的总结就四个基本,第一个,人民币汇率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失去的市场,那么咱们现在看到学术论文说央行要如何扩大这个汇率波动期间改革篮子汇率的构成、改革收盘价开盘价的方式等等。其实这些事情这是在咱们国经所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时候,这些基本的方法,如果你只靠书本,你是没有任何进展,当年我毕业后也是怀着一腔热血,拿着在国经所学的这些东西到外汇管理局进行改革,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汇率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原则叫失去原则,这是我们大多数同学不去碰或者不知道的事。就是中国的外汇市场,是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市场,这个市场上是没有投机方的,全部都是实态,所有的交易都必须有真实的需求,不管是经常向下还是资本向下,要没有真实的需求,你根本是在银行做不了业务,你也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你做不了任何一笔业务,所以,实盘不破,我们的汇率就没法去波动。大家都知道,全球的外汇市场大概是96%是虚盘,4%是实盘,中国市场上基本是99%是实盘,1%是虚盘,这个事情造成,如果是贸易顺差,那么我们的汇率只有单边升值,只有央行不断地收紧储备,所以研究这个方向要不要破中国的思绪,就是每一项交易后面都要带上思绪的背景,要不要引入投机盘,比如说中国的个人,如果现在你想买5万美元,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要买进10万美元,你就剩下这5万,可能就是虚盘,可能未来的三年我要去送我的女儿去读书,那我要现在就要囤积20万美元,现在是根本做不到,认为是虚的,所以汇率,他没有一个虚的或者投机性的内容,怎么能有一个市场化的规律呢,所以这是中国的汇率的第一个基本,

那第二个基本是什么呢?中国的汇率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汇率,现在都说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境外市场其实在人民币汇率里面,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上完全是中国自己的汇率,参与者完全是中国人,去年央行或者发布局放开了,外国的主权机构可以到中国的市场买中国的债券,可以兑换一部分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这是资本向下,但其实大多数我们这个汇率基本上都是封闭的,参与者是中国人,交易的类型也是中国人,交易的底层资产也是中国的资产,所以这样的汇率应该还是一个封闭的汇率。

第三个基本就是中国的汇率基本上是有管理的汇率,证监会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说中国的发生股灾的时候,当时是很困难,怎么外汇管理局和央行想控制这个汇率特别容易,想达到的一个点,基本上就能达到一个点,还没有哪个机构能跟我们去做对手方的交易,所以说中国的外汇市场是别人干不了的。做外汇的调控基本上有两个池子,第一个是你要有外汇庞大的外汇池,比如说在香港的外汇市场是有外汇平准基金,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平准基金的,中国的三万亿英镑外汇储备有相当一部分是流动性超高的资产,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流动性的外汇资金,那么另外呢,人民币是我们的主货币,我们随时都可以发人民币,所以两个手,人民币和外汇都掌握在央行手里,所以有哪家机构能和央行去做呢,根本做不过,所以说中国的外汇,你说今天到6.696.70,其实这个事情完全在央行调控范围之内,所以在这个市场上真正是体现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咱们最早的时候叫肮脏的浮动汇率,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国的外汇市场,所以说有些经济学家瞎预测,说汇率会到什么什么程度,其实这些人都不对的,我认为这些预测都是拍脑袋,包括我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也不认为我能够预测汇率会到什么程度,这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的需要,所以汇率的预测都是没什么用,他是有管理的,再一个基本是什么呢。

中国的外汇市场基本上是一个亚洲市场,或者说我们刚才讲是封闭市场,那么大家说现在不是已经有境外市场了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境外市场基本上是一个离岸的亚洲市场或者亚洲离岸市场,人民币根本就没有走向欧洲、没有走出亚洲,大家会说很多央行不是货币互换已经做了120几家了吗?其实这种货币互换根本就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对冲,就是防范风险的时候的一个相互的货币支持,这些货币根本就没有落地,他们没有进入到贸易和投资结算,所以真正的货币投资就在亚洲,主要在香港,香港大概集中了离岸市场70~80%的资金,所以说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都连中国的本土都没出去,没有走出香港和台湾这条线,而且我们的离岸市场有一段时间在市场基本上和价格是高度的不相关,那么现在基本是高度的相关,这个离岸市场基本上在我们掌控之下,所以这样的一个离岸市场意义不大,原来有NDF等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现在离岸和在岸的价差基本上控制在500个基点左右,所以说国际经济学就三个方向,一个是国际贸易,一个是国际投资,一个是汇率,那么汇率的问题在中国依然有大量的东西要去做,比如我在外汇管理局我们要长期研究,中国能不能够破除这个时期,能够在贸易和投资两条线都引入虚盘,老百姓不以实虚为原则,一家企业现在即使没有进口,也可以大量的买卖,这样现在根本不可以,所以你说这样的市场能行吗?

所以汇率的改革真不是那一点点,怎么去扩大波动区间,或者增加篮子或者灵活性,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跟人民银行的同志们讲,外汇局是管的是天事,管的是气候,人民银行管的是空调,空调就相当于可以调节物理这个小温度,是可以精准的,但是整个大的供求基本上都在外汇管理局这边,要管这个贸易是不是真实背景,投资是不是真实背景,都在外汇管理局这边管理,所以说同学们还可以就汇率的问题来进一步研究,那么很多人问我汇率会到什么区间,我觉得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没法预测,但是我们是作为一个学者或者研究机构,我觉得我们还要对汇率做判断。我个人的判断就是汇率长期看涨,或者说两句话,人无贬基,就是人民币没有贬值的基础,长期还是看涨,为什么去这么讲呢。其实咱们国际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一价定律,或者说汇率上最基本的公式还是购买力平价,一定是要回到这个状态。中国经济只要是开放的,只要是持续改革深化,那一定是要符合购买力平价的,但这个事情我想咱们经济学都讲要有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经济是持续发展的,如果落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事情可能很困难,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大问题的破解是汇率解决不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汇率稳定要来自于产权的保护,产权保护太重要。我在外汇管理局做这么多年,要么就是打热钱流入,要么就是打资本流出,其实所谓的流入和流出,最后都是看到我们庞大的民营企业家对于产权保护没有信心,当汇率持续升值的时候,认为应向外转钱。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企业家也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中国有庞大的灰色的地下钱庄,每年我们回去打钱庄,我当过三年检查司司长,事实上我发现钱庄是屡打不绝,在深圳拱北口岸大多数这个小烟摊茶馆基本都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现状呢,后来我到企业发现,大量的民营企业,基本上甚至是把80%的资产运转到国外,但业务还在国内,这就是对产权保护没有信心,所以为什么去年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关于保护企业家,在十九大开会之前又发了一个文件,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平等,实际上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同事们跟我讲说外汇管理局怎么老控制不了资金的大摇大摆,这个不是外汇管理局能解决的,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蓝天的信心,对中国教育的信心,对中国的基础设施的信心,这些都是外管局所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企业家的信心。

再一个条件就是中国的改革必须深化。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大政方针的改革其实讲得非常的深刻,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过去的三年或四年,中国很多的改革没有落实下去,导致了今天我们的宏观经济非常困难,我希望咱们的同学如果你想要对中国经济有深刻的了解,就需要去进行调研,我最近走了河北、山东、河南这一带,小企业一片片的死掉,有些县里面原来很好的一些企业,大概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企业基本上处于停工状态,这种东西不靠改革解决不了,所以有这三个条件才能够看到人民币长期是看涨的。

那么回到购买力平价,有三点,第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比较快的增长,未来的510年,我们在5%6%的增长空间还是非常有可能的,那这样话也是就成了发展最快的国家。

我们的人均GDP现在是八千亿,估计到了2020年左右,应该会到达(全国平均)一万亿,现在像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的GDP早就快到两万美元了,习总书记讲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只要是我们的GDP持续增加,投资收益率持续增加,那么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基础或者中国的创造力,现在需要深刻的研究2010年中国新经济出现的重大的变化,微信、支付宝都是2010年以后在中国实现了全面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未来如果中国在这一轮的高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我们的购买力平价会得到更大的支持。所以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一定是升值的。之前我去加拿大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加拿大是个低物价高币值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非常幸福,我也希望中国将来是一个高币值和低物价的国家,这样的话我们的购买力就会上去,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国经所的同学们能够在国际经济研究这个方向上好好研究汇率、贸易和跨国公司,只要我们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之后,中国是一个大开放市场,那么我们的贸易和汇率都有庞大的研究基础,国经所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贸易,因为贸易是开放的,开放就有研究开放的条件,但是如果将来我们可兑换向下的投资、汇率都具有庞大的研究空间。

最后,谢谢大家!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王允贵同学短短的20分钟,就把中国汇率的决定的机制讲得非常清楚,向他学到了很多,再次掌声感谢,然后请下位校友武良成先生,他是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讲的是一带一路的成功案例分析,大家鼓掌表示欢迎。

              

武良成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一带一路”成功案例

首先谢谢冼老师,在座的各位师兄学弟学妹,大家下午好,前面的各位讲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我想他们讲得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弟学妹,你们需要去幻想或者去畅想,希望未来能够践行的,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是一带一路,我来之前先做了一个文案,但把我的通过听前面几位受到的启发对这个提纲临时做了调整。针对在座的各位学弟学妹,你们现在在学校目前所处的状态也就是我20年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所处的那个状态,我们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仔细的回想一下,当时心中想到的是我们所学什么样的知识未来走到社会上,我们能够真正的有用,那我想给大家说今天上午的几位讲的都是非常有用的知识,他们告诉你怎么去投资,怎么样去学会计、财务的知识,然后告诉你去学幂次方数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都非常有用,那么我想作为咱们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学生,如果你仅仅只是为了去找一份工作,坐在眼前的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悲哀的事情,第二个我想改什么东西呢,我们目前所学的东西学以致用的东西,未来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你会走到实际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券商,比如说投资银行,比如说上市公司,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可能就要从事研究,从事研究对在座的各位来说可能不是最赚钱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达到像他们所说的千亿级的收入,或者是实现了个人的财富自由,但是研究一定是我们国经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那我所在的这个研究院就是智库,2015年中国评选了25家高端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我们在这25家当中的最后的一位。我们之所以能够入选这个25家,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跟中国社科院、跟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跟军事科学院、跟新华社能够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我们能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研究院现在所做的事。那么我们研究院所做的事是什么,就是把大家所用的学到的知识实实在在来解决中国的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可能跟大家所想象的东西不太一样,大家想象的是说我怎么能够去到企业去面试。我们研究院做的非常多的东西,是公共政策研究,那么公共政策研究有没有用,我想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那么我想首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大的时代大的背景是什么?

借用现在一个新的口号,习总书记在十九大当中所说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大家仔细在想什么叫做新的时代,新时代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站在国经所的这样一个视角,你的专业既然是世界经济、是跨国公司,做研究要有一个全球的眼光,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时代,在座的各位学弟学妹,你们想我们的新时代有什么特征?

我想有这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大家有没有去考量?在目前社会上有那么几派观点,一派是盲目的,自信就是讲中国理论自信,我们要道路自信,我们要模式自信,我们要方方面面的自信,这是非常好的一派观点,包括刚才在做的前面的几位也是讲到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是认为形势一派大好,这一点是我也非常赞成,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需要去考虑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如果作为一个国经所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以上的学生,这个是你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在学校就应该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思考,那么你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思考,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学的每一个知识,包括你的财务分析的知识,包括你的国际贸易的知识,包括你的法律的知识方方面面的知识,他跟这些问题就会有非常强的关联性,有相关性,所以我们可能不能是为了去考一个证,为了去解答一个考卷,一个老师出的一个题目,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要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政治的环境是什么?我们的经济的环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我建议大家下去把十九大的报告仔细的去读一读。我本人不是党员,但是我觉得你们不管是党员也好还是非党员也好,作为一个学生,你生在中国,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在世界上的这样的经济地位,这样的社会地位,其实我们的经济地位跟社会地位是不匹配的,我们的经济地位是那么的强,但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那么的强,那大家去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第二个大家需要去考量的东西,大家会从十九大的报告中,找那些经济学家。他们针对现在新时代的那些解读,尤其是有很多人总结的那些短的那些解读,你们要仔细去看看里头那些内在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个人关于这个新时代的解读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中国在世界的一个大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刚才已经强调了我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人口规模,这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你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国家有14亿人,虽然印度的人口跟我们相当,但是它的经济体量,它的整个国内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架构跟中国完全没法比,真正跟中国人口比的就是欧洲那些国家,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当中,中国在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地位,我认为是独一无二。

那么第二个十九大包括的未来发展的一个很核心的词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什么叫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呢,这种不平衡既有同一阶层的也有来自不同阶层的,我们未来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个大的不平衡,大的不充分的背景下面,未来中国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仔细看一看,包括刚才这个外汇管理局的这位讲者,他讲到的对中国充满信心,我给他佐证一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510年,大家觉得我们还能够一直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的,举手看一看有多少,我看不到一半,我个人告诉大家我认为是可以的,为什么,你看一看大方向是消除不平衡和不充分,那么经济学的三驾马车讲到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政府巨大的投资,我国外的朋友非常羡慕中国有强大的政府,它是讲的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指我们的权很强,第二个是指我们的力很强,就是我们的政府非常有权,并且我们还有很强的财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到你们的老家,你们的城市,你去看那里的基础设施,你去看你们的这个楼堂、高铁站、地铁、新的航站楼,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估计中国未来510年基础设施的这一块投资,为了解决这样的发展不平衡解决,这样发展的不充分,未来的这块投资一定是继续力度不会下降的,并且还会加大,这个地方贡献了GDP的一块。现在中国有这14亿人,有一批人已经先富起来,他们的消费和生活质量,有95%的人希望过他们那样的生活,我们撇除这个宗教信仰,就这样一个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需求,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攀比心理,你可以想象这个需求是一个巨大的需求,你回到你的老家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要去买房子,你看有房子的需求,那么有了房子也是有车子,以后有孩子,孩子就有教育,还有养老,还有医疗这一系列的问题。方师兄刚才讲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在需求的这一块消费,现在关键是我们没有好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产品是要靠去日本买马桶盖,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制造业,在这个层面我们提升品质,我们的需求消费就会上去。

第三个,我想讲的是我们现在既然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叫新经济,什么叫新经济,可以看到表面的东西,比如说微信,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生物基因工程,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共享经济,比如说大数据,比如说新能源方方面面。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做这个新经济的研究,今年会出一本书,这本书现在碰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本书都是在讲现象,都是在讲案例,比如说讲这个腾讯的案例,讲华为的案例,讲华大基因的案例,讲这个中广核(新能源)的案例。讲比亚迪的案例,比亚迪是电动汽车,比亚迪现在在做云轨,就是结合地铁的公共交通,有点像小的轻轨,轨道比较小,但是它是电动,这都是新经济。我是这么来解读新经济的,形成经济要素如果发生了改变,新经济是针对旧经济来说的,你原来的经济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原来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真正经济的活动和内涵,它是由一系列的要去构成的。

形成经济要素发生了改变。什么是经济的要素发生了改变呢?新经济是针对旧经济来说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那么一个增加一个经济的活动或者说一个经济的内涵,它是由一系列的要素构成的,还记得我们以前学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学到过,经济要素包括:土地、资金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后来发展到制度也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所以才衍生出来制度经济学,后来还有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就在想整个新经济相对于旧经济的界定是:构成经济的一系列要素只要发生了变化,与旧的体制发生的冲突,或者说和旧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这就是新经济。

我们为什么研究这样的一个题目呢?中国目前出现的一系列新经济碰到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经济在实际的运行中出现了问题,包括比亚迪,深圳做人体干细胞的北科生物,这个公司原来是做得非常大非常好的,但是因为魏泽西事件之后卫生部限制了人体干细胞治疗,使得这个公司废了。也不能说废了,他们现在还在努力还在等中国关于这个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出台。我们绕来绕去,想告诉大家,新经济包含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又在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国一定会变成一个经济现象,值得大家去研究。

什么叫经济现象呢?大家想一想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新的经济学派的产生,你看1929年的大萧条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出现的时候,导致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的产生;然后2008年的经济危机出来了,政府主导的这一套又出现了。那么现在习主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座的学生可能觉得很好笑,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挺好笑的,据说是人大还是天津财经大学提了一个习近平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研究中心,这一个你可以把他当作笑话或是拍马屁的东西,或者当成一个赶时髦的东西。我想大家撇除这些政治的东西不谈,仔细来看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什么叫中国模式,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有没有一套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中国模式,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是学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出身的,所以什么知识是有用的呢?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完整的理念加上成熟分析的工具,包括计量的分析工具,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基础。但是我们有了这些工具还要搞清楚我们要研究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至于利用这些工具如何去赚钱这是另外一回事。上面那六个兄弟已经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了。我想告诉大家,如果在座的人今后要进入智库做公共政策的研究,那么你所学的那一套基础经济学理论以及基础的工具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我本人就是用这些规范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的,我感到非常有用,但是,你需要找到问题。所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的模式研究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的判断是,经过十年二十年如果中国的经济还处于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必须要找到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一套经济理论是新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中央财政加上我们中国自己特有的文化特色,就派生出一个中国的经济现象。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可以研究的,我希望在座的学弟学妹或者我的晚辈,孩子们我是希望你们有人能够带着问题来学习。这样的学习要摒弃那些噪音,就是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论,你就只看中国现在做的事情未来有这三件事:

第一,现在要消除不平衡;第二个要精准扶贫,就是要把农村的贫困在2050年全部消灭,中国现在在十九大的报告当中,特地提到要保护环境我们还要美丽,大家想这里头有什么,如果要把中国整个的环境治理到像深圳一样,你想一想在这个里头有多大的投入有多大的GDP的产生,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它会都构成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都会我和我刚才对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的预测,但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也可以思考,也可以来探讨。我们是国经所,我们要站在一个全球的视野,一个国际的眼光,我们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然后从这个自由平等公正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来考量。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不是有可以改进的东西。

我个人呢其实也很困惑,我自己跟这个美国的、你们在座的那些师兄。他们挣了钱了以后就跑到美国去。在开十九大之前我正好在美国,跟它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它们就提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做这个公共政策研究的,你对未来的形势怎么判断?我就描述了一段,我就说:未来形势我觉得挺好,他说你真的觉得我们这样的政治体制能够保证这样的发展。我说只要你不提政治体制的动荡,下面的这些事情他做的都没错,你看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吧,你看给农民精准扶贫,你看我们要做环保,我们马上还要建美丽。这些事情哪一件事做的是错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什么经典的经济学的理论也是在做这些事,也是在做福利,也是在提高这个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共产党也是做这个事,但是在强调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究竟他制约了我们什么的东西。题外话,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个人是觉得也许是会制约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自由,至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房师兄,他这样挣钱了以后。你说为了要解决这样的不平衡的问题,这不平衡,我们很害怕,你如果说是补短板给这些底下的人去做一个加法,给他加一块转移支付拿国家财政的钱去没有问题。我们害怕的是均贫富,这是今天在私下的场合给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去思考。谢谢大家。

 

主持人冼国明教授:良成平时话很少啊,但是今天政治也好经济也好,讲得都很精彩很深刻,让我刮目相看啊!好,我们请最后一位校友刘壮成同学,他是在初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大家欢迎!

 

刘壮成  初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十九大的经济坐标解读

咱们国经所30年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30年很重要,我们刚才讲新时代跟这个正好是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新时代呢我们曾经经历过,就是在30年前国家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院,是劳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都是这些东西学校教的。当时我们的这个国经所的创办人,他们非常明智地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及时地引进了西方经济学,那么把我们中国的这些学。这些以后未来需要西方经济学的岗位,让我们的学生都去干,因为我们从这我们走领先了一步,认清了时代方向,所以我们把这个国经所的这个地位占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那么今天呢又是一个新时代。三十而立,这个新时代,我们如果能理解清楚了,凭我们30年后所有的资源去做相应的研究和工作,也走上新时代,把握住这个方向。那我们各位对以后在中国这个这片土地上也会大有作为。

那么怎么认识我们这个新时代?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新说法?你比如说这次习近平思想这个思想提出来肯定是,个人他充满自信,这套东西是他比较了很多的理论以后认可的,我认为可以称为思想。那么我对19大这个解读呢,并不是说就看那个报告,这报告我说实话,我就是电视从头到尾认真的听了一遍,我没再去看书,但是我是通过这两年这些年党中央的政策和他的做法,我认定我对这个解读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怎么理解呢?我原来是钢铁学院学材料系的,那么我曾经是赶上这个中国都在搞钢铁,那我就立志也要搞钢铁。当时中国是以钢为纲,全国钢铁的钢产量增加,我就受熏陶从小就受熏陶,我们要读钢铁,要为中国钢铁事业做贡献,但是读了钢铁以后呢。我本硕连读,读完了才发现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想干的,那么到我上硕士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个经济学会。就专门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我们都是课余在学,那么你说是不是我的学错了学后悔了呢?我没有,就只要你感兴趣的东西,你学到了对你都非常有用,这样他不定什么时候真有用。我们当初复变函数什么,这个都学了,但是甚至物理化学焓值熵值,些理论成了一个世界观,成为你在分析任何问题都可能用的理论。

我解读新时代和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这个学习背景——交叉学科。我也是原来做过贸易,搞个投资,后来又做房地产,但是又做投资就做PE。那么研究社会现象,研究现在的社会的逻辑为什么是这样,那么我综合这么判断,这个新时代提出来,我觉得有国际和国内的大环境。国际环境就是说现在美国人欧洲人,东亚人都在遇到以往大不同的环境,咱们以前上一个时期恐怕是二战那个期间了,那些伟人们都是希特勒啊,这些大人物都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那么后来呢好像就毛泽东,后来再有就没有那么特突出的人,但是现在又出来了,这特朗普出来,刚才这个其实这个房兄讲的这个特朗普没出来,他这算都算不准了,为什么?因为测量不出来,他个人能形成了一个冲击,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奇才。那北朝鲜这个二十来岁小伙子也能把世界搅得一动,这也是大时代,那么现在中国又出了个习近平,大家谁都想象不到的,他能把中国国内这个腐败——这是多年治理不了的,他治理了,要干大事。

说新时代说习近平思想,他就是要干大事,但这个大事是什么呢?我觉得他谈要追求美好生活,不是说满足物质生活需要,那是求生存。美好生活是什么?美好生活是给你想要的。那我们想要什么?现在中国问题跟西方比我们差距在哪呢?非常明显——北京雾霾。很多贫穷地区大量存在。我们现在说GDP增长得很厉害,其实我是从经济学讲确实是GDP很厉害,但是事实上都是假的,为什么讲呢? GDP的数必须是真的,我说的不是说我们数字化,比如你给我造一个工厂,我投资了200亿,这200亿产出,每年让我挣10亿,那这个厂是真的,这投资200亿买的钢铁用的人力,用的各方面它都是真的。但是说我们产能过剩,这个厂不要。这个厂废了,他还是两百亿吗?几年前我们花了大量力气去建个两百亿,我GDP算进去了,但是他是零。它产能过剩,不需要。我们这种创造,如果不科学,如果不平衡,那我们这种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满足了今天的表现,未来一定要看到,学习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我们未来的投资一定要满足最后能实现它的真正的价值。

那这个实现价值要有科学性,是很难的,很难把它做大,那么现在新时代提供了两个思路。一个思路,一带一路,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产能要沿着一定方向去向外输送,那么肯定也有输送回来。那这个就有一个双边的、怎么去跟别人交流的问题。促进这一带一路发展的时候,可能汇率跌了,更有利于把我的目的实现。那么现在中国人要看病、要上学,现在大量的送到了国外去,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们从国内经济也能解决?我觉得你看咱们医保改了多少年没改好,美国人也没改好,但是最近我去趟新加坡,跟医院的人聊天来了解他们情况,我觉得人家改得非常好,这个改不是中央能决策的,是必须我们中层、我们下面要有相应的人去做制度设计,这个制度设计就是新的经济形式。

怎么设计的?新加坡是大家都有医保,你去看病,想找好医生,对不起!你要想用好医生必须用交钱,你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医保就是好医生的收入。目前现任的两个新加坡的部长他们原来在医院当院长,动手术,他一年的收入大概200250万,当了部长以后才一百万,所以说新加坡高薪养廉不对,他们没有高薪养廉。他们这些好医生只给私人服务,而且这个医院都围绕这个医生配着,就医生什么都不干,有助手。一个医院的组织结构形式就是怎么服务于这个好医生去赚钱。那你说都为私人看病了,都私人付费了,那公营怎么办呢?他就配比。你看了这个病,你才有资格去收费,要不然我就把钱给你收回去。这些就是设计的很精准,你要只想做私人,我不做医保。对不起,你没资格。这是一个例子,比较好的扩大了这个收入,而且他这个私人付费比医保贵了很多。

那中国有没有这个需求?有,我们去看病,我想私人付费,你想去找好大夫,想让我别排队,对不起,不行,国内没跟你分开。你医保病谁看,私人付费谁看,没分,那么就造成这个巨大的社会需求体现不出来。体现不出来经济怎么发展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座各位学子你们要设计,在大的经济形势下怎么去设计?

新加坡堵车,很简单,在路上弄个到收费卡,这条路堵这条路的收费,这个费不知道多少钱,越堵越高,一块钱过一下,堵多了就两块,再过三块,你有钱你就过。他就强行把这堵车解决。咱们中国北京堵那么凶,我疏散一下。但在新加坡没地儿疏散,我家就那么点小,这个办法它有效,就是你有钱人,我社会资源有限,那我就直接去解决这个事。是不是说我们这都做不了?

19大报告明确写了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设计怎么用,就是我们的中层干部、我们的下面的技术人员,相当于现在假设是我们的智囊,我们是给他去设计一个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说不平衡,说穷人富人的不平衡,我觉得这个不平衡,这是一个国家竞争力,这不是坏事。就为什么中国一带一路能走得出去,能在非洲建大坝,是因为我们国家贫富不平衡,我在新加坡,新加坡里马来那么近,咱们去接工程,新加坡需要钱,我们中国给你组织钱,咱们合作去干。但是去不了,那为什么去不了,新加坡派不出人或者新加坡人他不去。给工人多加点工资,多加工人也不干,这么近工人都不干,就是它没有一定的贫富差距,它不会为了增加这点钱,它就会去受那个苦。但是中国人非常勤奋,现在有很多国外的工程非常艰苦,不是大城市是小地方。别人派不出去,中国得派出。我们的部队战斗力非常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农村兵,有很多战斗力的爱岗培训,都是好战士。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在,战斗力就是不行,他就躲在那自卫,他就没有那种精神,所以现在一带一路,需要一些国利用现在资源的形式。

那你不平衡在哪呢?不平衡,我认为最主要是区域不平衡,就是中国的区域,一说大家都知道北上广,就是几个地方,其他地方都有很大差距,那这种不平衡未来怎么解决?很简单,就把人口都引流到北上广去,那些地方不能建就不建了,就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要建。所以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五年,一定会差别化。发展好的地方,值得建的地方就要建,这样它就有意义,它的经济价值就会存在,但是不该建的地方就不要建。要想把全中国所有地方都建得特别发达这个不现实,这一定会造成投资浪费。即使在美国底特律也不行,但是美国的法律非常简单,它没有转移支付,联邦总统是不能动用任何财力去救助一个州的。不行了,不行就不行,他的经济就是要你自己来调整。

东北地区,我们就是转移支付,振兴东北国家投钱,投资几百个亿,多少效果呢?浪费掉了,不好,但是我们去海南一看,出租车司机全是东北的,民间有这个力量自己去调整。市场化的手段,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不接受,那我相信在新时代我们就接受,这是正常的。那相应的制度上我们怎么去设计,能让这些微观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那应该有一定水平素质的人去做一些设计。老实说,中国确实是这个经济、军事各方面,这两年非常强劲,非常厉害,但是比较来说我们的个人跟西方主要国家主要人员还是差距非常大,就单对单地说都有差距,确实水平都比我们强。但是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人口多,我们一个政府。如果在中国,你看我曾经在外科工作,万科你做出品牌全中国大量的城市随便跑。如果你在中国能够做到领先,你立刻就世界第一,因为没有人有这么大市场。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李显龙在电视讲话,他说在新加坡消费,每一个商家要弄一堆POS机,你拿一个卡来,我是刷这个的,那个卡是刷那个的。商家就不愿意用POS,大量用现钞。李显龙就说我们要学中国,中国的微信、支付宝啊。卖菜的都这样,现在政府决定做一个什么东西,做完了以后大家就不用那么多POS机了。总理的报告跟物业公司经理说的一样,都是这些小事,他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宏观的,都是微不足道,怎么减糖尿病啊,怎么样增加运动啊,总理的报告就是说的这些东西,但是它有意义吗?他一个500万人的国家,你去找一些人开发软件去研究一套系统,你能赚钱吗?所以我跟他们就说,我说你们的总理确实挺亲民,但是你就用支付宝、微信不行吗?支付宝可能还促销。干嘛要自己研究,花那个钱呢?花这个钱不值,而且跟中国不互联互通,中国消费者到你这儿来用不了。这是我们的大国优势,我们这种优势和我们的个人素质低,造成一些漏洞,一些没做好的东西是并存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讲他说我们要让人追求美好生活。

说说这个经济不好。它经济不好,它是有原因的。中央前一段很多企业,天津也是,家具行业,什么行业全都关了,环保甚至房地产项目明年3月份之前都不能开工,不能动土?为什么?供暖烧煤取暖污染很大,你们现在这些企业再去制造污染,那我们环境怎么好啊?那这么多企业都黄了,这怎么办呢?我是政府我就来点恶的,看能怎么样。

大家看到失业,看到老板亏钱,工厂关门,但是很多好现象也出来。刚才我看那个表,库存下降,价格上升,税收增加了。因为那些小企业关了,它交税交得少,但是市场让出来了,那些国有大企业、大机构,照售价卖出去了,,库存降低了,它变好了。就这个转变,可能对我们微观有痛苦,但是从宏观上呢,并不是一个完全坏的事。那我们很多大型企业很多要做项目的时候,招工招不到,现在好办了,失业人多了,你招工的盈利大。这是往好的方面说,当然这也造成了很多不好的问题。

总之,现在新时代一定是机会和危机并存,你没看对方向没看对路,你就出问题。这不只是对咱们学生,而是对很多企业家很多都是这样,他跟前些年不一样,前些年就是只要抓住了机遇,就增长,建新厂开发区,就搞这个招商引资,经济增长就好了。现在不是了,你可能是在浪费资源,那么你一定要想到方向,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目前我估计以后政府都不会搞开发区了,开发区政府起码政府不能参与,可以让公司去参与,但这样它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这都是很大的弊端。所以最后一句话呢?顺应时代要求,多思考,要真实的判断到大时代真正的变化,要迎接这个大时代,我们要充分做好自己的准备,谢谢!